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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要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总结说：“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有偏就要纠。党成了执政党，这是好事是成绩，但乱指挥是要跌下台的。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

《　科学十四条》　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经毛主席批准，1961　年7　月16　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那时正值“543　”导弹一连几次打下美国制造的U　一2　高空侦察机，举国欢庆的日子。文件下发当即就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其声势不亚于打下U　一2　飞机。第二天，聂帅在人民大会堂向五院6800　多名大学生和各级领导干部传达文件。虽40　多年过去了，离休干部必世湘说起当年的情景仍是激动不已，他找出当年的入场券和珍藏的纪录本说：“那天下着细雨，我们早早就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前，排列成整齐的三路纵队，由刘暄院长、张钧政委率领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也许我们是研制导弹的，被特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前排就坐。当时整个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一万多个座位全坐满了人。陆、海、空三军井然有序，宛如一场重大战役开始前的动员大会。9　时整，会议主持人、国防科委安东秘书长宣布会议开始，请聂荣臻元帅传达中央关于十四条意见的文件。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聂帅身着海蓝色元帅服缓步走到讲台前，以他洪亮有力的声音吸引着会场千万双睁大眼睛的人们。聂帅话音清晰洪亮，节奏感很强，富有极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2　第一个科学的春天（2）

必世湘是当年院机关的工作人员，他翻开当年珍藏的笔记本，指着写在上面的正楷小字说：“那都是聂帅报告的原话，我认认真真地记了下来。”人们至今还记得聂帅在报告中非常严肃地说：“目前有些单位对科技人员‘红’的要求确有些不切实际、不加区别、要求偏急等毛病，有时甚至主次不分，求全责备，乱戴白专帽子，而且只是空洞地要求“红”，忽视对‘专’的要求，忽视对实际工作表现的考察，这样做效果是不好的。白专这个提法不确切，不适当，我们不开这样的帽子公司，我们也不承认这顶帽子。过去给人扣上了，现在要去掉。”聂帅接着讲了文件上规定的“红”的标准后说：“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是专家不‘专’，那还算专家吗？我们今天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杰出的科学家。”聂帅语重」臼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完不成发展国防尖端事业的重任，我们就要犯下历史性错误。同志们，不知道你们怎样想，我」臼里确实很着急，每想到这点，我就睡不着觉。”

必世湘说：“虽然这个报告已过去40　多年了，但是历史在这里沉思过，聂帅的话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一生奋斗在航天战线上。”半年之后，聂帅在广州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得到一向热心科学事业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的支持。根据《　科学十四条》　的精神，陶铸竟率先在会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真是语出惊人，把天捅了一个洞，虽说是中南局的“地方粮票”，但毕竟党内高级干部有了这个了不起的认识，开了一个好头，对艰难中的聂帅是思想上、政治上强有力的支持。第二天，周总理来到广州，正好陈毅也在广州出席军委常委会议，聂帅和他见了面，并邀请他也到会上讲讲话，他欣然答应了。

1962　年3　月2　日，广州市政府礼堂里知识分子齐聚一堂，当时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也在广州召开，两会便召开联系会，共同听取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主题讲话。总理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从旧社会过来的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　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总理接着又说：“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我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一个总的道歉。”总理的道歉，激起了热烈的掌声。聂帅也感到振奋高兴，既然总理代表中央道歉了，科学家们的气也就该消了。

更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陈毅应邀到会与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