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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文章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文章有针对性地指出：革命导师“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也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做‘圣经’来崇拜。”

文章在结尾提到：当前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在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48〕

10年之后，于光远在他的纪念文章中谈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显示出它的巨大的作用。说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吹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思想解放运动的号角，丝毫也没有夸大。这一讨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已载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史册’。”〔49〕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9）

至于文章发表后所引起的巨大反映，当时很多人，包括当事人在内，都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50〕以至多年后，孙长江还这样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觉得，这篇文章在理论上、在写作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一篇文章来讲，是一般的文章。“它只是适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一种斗争的需要，在客观上起了很大的作用。”〔51〕

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

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内的7家报纸作了转载。5月13日，有16家报纸转载。到5月底，又有7家报纸转载。至此，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这篇文章，“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52〕据当事人回忆，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53〕

文章一发表，却招来不少人的指责。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他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打电话给总编辑胡绩伟，“提出严厉的指责”。这位负责人在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胡绩伟当时有一个记录，大致内容是：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按这种说法，那么现在我们党提出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