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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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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5）

文章发表之后，有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20多封反对信。从来信看，这些人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则，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此情况下，《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人觉得有必要把标准问题讲清楚，决定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他们想到了邢贲思，就把读者来信转给了他，想请他就信中提出的问题写一篇阐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邢贲思的文章发表在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作者在文章中着重谈了哲学同宗教的关系。他说，哲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哲学用概念和逻辑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一般地说，它不崇拜偶像，而是用理智的力量来征服人。”宗教虽然也是现实世界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但它是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与哲学不同的是，宗教“崇拜偶像”。因此，“宗教不是用理智的力量，而是用迷信、信仰来压服人。”尽管哲学不同于宗教，但是，两者有过合流的情况，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哲学同宗教合流的另一种情况，就是“某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有时为了把它的一种理论推到极点，也往往向信仰主义乞灵。”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来反对信仰主义和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的。“它从来不提倡盲目信仰，也不把自己当做某种证明物。”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本来面目，而大书特书哲学是一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要大书特书哲学和宗教、科学和信仰是根本不同的，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真正成为我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31〕

文章虽然没有提到“真理标准”这几个字，但作者明确提出，不要搞信仰主义，不要提倡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实际上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只不过没有说得那么直接而已。

此后，《光明日报》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总编辑杨西光。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参加了胡耀邦主持的“什么是检验历史标准”的讨论。所以，当他看到胡福明的文章后立刻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王强华回忆说，4月10日，一张《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大样，按规定送到了总编辑杨西光的案头。他立刻被《哲学》上的头条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吸引住了。他在详细审阅了该文后，把我叫去，要求把它从专刊上撤下来。杨西光提出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像这样重大主题的文章应该放在第一版刊登，在专刊上发表影响小，太可惜了；二是文章要进行重大修改，主题应该是针对当前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出比较充分的论证。〔32〕

此时，文章已经修改过5次了。按照杨西光的要求，文章还得继续修改。可是，文章的作者还在千里之外的南京，来不及征求意见。就在这时，胡福明正好来北京开会。

4月13日，胡福明来到《光明日报》社。杨西光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几个人开会商量文章的修改问题。在座的还有王强华、马沛文。考虑到孙长江也在写同样内容的文章，所以，他也应邀参加了讨论。

“开始时，杨西光说明原委，还说了当时的形势，接着就询问孙、胡二人对写这样主题文章的基本思路和重点。胡福明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上分清是非，而孙长江认为主题应该放在思想路线上分清是非。杨西光当场决定，你们二人可以按照各人的思路写，《光明日报》都给你们发表，谁的文章先写好，定了稿，就先发谁的，两篇都要发。”〔33〕

在杨西光的主持下，对胡福明的文章进行了讨论。杨西光坚持认为，文章一定要解放思想，批评“两个凡是”。王强华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杨西光敢于明确提出批评“两个凡是”，这是一个大胆的意见，一下子就把文章的要害抓住了，把主题升高了，实在功不可没。后来在我们修改稿子时，就十分注意贯彻这个意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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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6）

会议结束后，胡福明、孙长江各自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胡福明在回忆他的修改经过时特意作了几点说明：第一，把文章由三个部分变成四个部分，增加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