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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杀富济贫”等等。

第二章　说英雄　话好汉（5）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者不仁。

英雄的义气与正义

梁山上的诸多好汉中，有许多人都是喜欢以“侠义”自居的，像鲁智深、武松、石秀、燕青等，尤其是武松，动辄宣称自己专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会以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是他们在不平的人间主持着正义。

大嘴不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梁山好汉中确实有慷慨正直的汉子，奋身忘我地去诛锄人间的邪恶，但这部分人和喜欢烧杀抢掠的人相比，其比例实在是不高的。

在许多梁山好汉心里，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崇高的道德律令的，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我爽了就行，其他不管。

这在水浒世界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证据，比如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九纹龙史进，从他的故事中就能看出来。史进最初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无疑是与附近的少华山强人在立场上是相对的。所以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史进毫不买帐，出马便擒了陈达。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达同死，史进受了感动，将他们都放了。但再接下来故事的演进就耐人寻味了：“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罗，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到：‘也难得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说英雄　话好汉（6）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就是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侠义观和道德观，最重人情，遂至立场不分。因此自封为大侠的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里，一旦与张青结为兄弟，那就任由他们夫妇将做人肉包子的黑店开下去，不再过问干涉。

同样，地方恶霸金眼彪施恩能凭几顿好酒好肉，就请武松摆平了蒋门神，替他夺回黑道地盘快活林，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浒》，讲说这一段时，回目统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