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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谁也不能违抗，我到学校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当时的时局并不太平，日本鬼子尚未投降，国民党地方区队经常来袭击骚扰。有一次国民党五区队同莱阳驻军｛县独立营｝交火了，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枪声大作，一颗颗手榴弹在学校附近爆炸，大哥带领师生从后院冲出去，一直跑到夹河入海口，在沙滩上休整了一下，又继续上课。

｛那天我和几个男同学是从教室的后窗跳出的，不知谁在慌乱中打碎了女同学闫小绮的石板，过了两天，我给她买了一块新石板，还在背面写了对不起之类的话。那时候，学生家境都很穷，我们都用石板和石笔演算数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块石板，使我们成为夫妻。｝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们晚上和民兵一起睡觉，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月靠挣几十斤小米维持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胶东人民才过上了太平生活。

｛关于大哥：大哥于栽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他的讲课富有诱惑力，有名的于铁嘴，他把抗日救国的歌曲教给同学们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编成快板，每次演出都招来了许多当地的老百姓。闫小绮是演唱队的骨干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大哥在《新亚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抗日救亡文章，影响很大。｝

升入胶公中学：

1946年春天，大哥让我到胶公中学考试，当时去了八个同学，全部被录取。学校按照军队编制，生活上也是军事化，学习内容突出时事政治，搞生产运动，军事训练。有时也上一部分文化课，培养目标是党政军干部，吃的玉米和地瓜干都生了虫子，同学们俩人一组拿着分配的玉米到老百姓家磨面，磨完后不扫磨底，回食堂称了不够称，后勤人员批评我们对工作不负责任。可是扫了磨底老百姓不愿意，下次就不让去磨了，搞得学生苦不堪言。晚上睡觉，冬天冷还好受一些，到夏天就遭了殃，蒲草里跳蚤虱子咬，上面有蚊子叮，宿舍里没有蚊帐，学生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上课打瞌睡，生活会上挨批评不说，还要写检查。弄得学生稍有怨言惊动了领导，就要说思想政治上有问题。

1946年秋天，国民党进攻平度的枪炮声在学校就听到了，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学校搬到海阳发城，一架老式钢琴，几十个棒小伙子搬了三天，一步一步硬是抬到了发城，抬到新的学校，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全累趴了。

由于大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有好几年不见大哥的面，只能在他激情飞扬的文字中找寻他的踪影。有一天我翻看“胶东日报”见到报纸上有滨北师范招生的消息，主要是为了培养滨北地区的师资力量，生活费每人每月九十斤小米，当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因为柳娘患了严重的疾病，把家里的财力基本掏空了｝所以我极力申请学校，请求转到滨北师范，通过多次申请，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滨北师范：

来到滨北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诸城北部和胶南南部新建立的一个新县，校舍及其简陋，借用老百姓的草房作教室，我的个子高，进出必须低头，好几次不小心，把脑袋碰了大包。教师的素质水平也很差，比原来的学校更原始落后。至于伙食，就更糟糕了，每天两顿饭，上午是小米和地瓜干混会饭，下午是干菜叶和小豆腐。胶东人到这里很不习惯，每天都吃不饱。招生广告上每人每月供给六十斤小米，根本就不能兑现。记得有个同学回胶东老家，母亲让他带给我一瓦罐酱豆，不等走到学校，全吃光了。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就让父亲赶着骡子，送来了两驮篓粮食和一大坛子酱豆。｛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同学成为军界重要人物，还念念不忘母亲腌制的酱豆｝

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大哥调离了珠玑，到了济南。很长一段时间，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因为战争需要，学生提前毕业，全部分配到党政机关工作。

参加革命工作：

1947　年春天，滨北全体同学到专署驻地培训半个月，有专员作形势报告，动员同学们一切服从战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后，大部分同学分配到了滨北专区各县市机关工作。我和董岳被分配到了高密县的户镇粮所。当时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配合当地群众搞土改复查，我亲眼看着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被活埋，还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死在贫农的乱枪和棍棒之下，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实行宁左无右的路线，认为越左越是革命派，所以伤害了很多勤劳致富的农民。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呼镇的一家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