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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恶性通胀使得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税收对预算支出的比例由1936年的79％下降到1946年的19％，财政赤字日趋扩大。政府信用丧失殆尽，依靠发行国债来融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唯一的途径仍然是增发货币，结果通胀继续加剧，财政亏空进一步扩大，形成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945年就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的国际化开放政策让通货膨胀雪上加霜。他踌躇满志，完全轻视了财政可能崩溃的危险，高估了法币价值，将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定在2020∶1，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他一心要向国外开放金融与贸易，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结果，外国货汹涌澎湃地涌入中国，出口却因汇率高估处于停滞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濒临枯竭。仅在1946年3月4日到11月17日的8个半月内，国民党央行就因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迅速失去了60％的外汇储备。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政策，改用浮动汇率。1936年8月19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1，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1升至3700∶1，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在1947年2月则降低到12000∶1。

1947年8月，蒋介石政府设立平准基金。但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这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战后以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与花旗银行为首的美国金融势力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要害部门。就连法币发行准备的黄金储备的很大一部分也一直存储在美国大通银行，甚至法币印刷也主要依靠美国印钞厂。但美国金融势力的渗透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大量贷款与援助对稳定法币价值却毫无用处。这是因为，除1942年美国贷款给国民党政府5亿美元现金外，其他几乎所有的美国援助与贷款都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尤其是被淘汰的军舰、大炮、坦克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竟高达604万亿元之巨，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多万倍。法币膨胀到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元～2000元的钞票，当做造纸原料。法币完全丧失了货币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早已不名一文的法币，改弦更张发行金圆券以解军事失利、金融混乱和经济崩溃的燃眉之急。

1948年8月，在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策划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厘米，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通过强制民众兑换金圆券，蒋介石政府搜刮了300多万两黄金及2亿美元外汇，最后都带到了台湾。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

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抢购风潮，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尤其为甚。上海有一苦力从商店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

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