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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以90％的月平均通胀率荣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恶性通胀之榜首。这次恶性通胀要从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谈起。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又加上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其他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被剥夺，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钞票也大为缩减。完粮纳税等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禁止白银流通。从此中国放弃了延续几百年的银本位制，采用汇兑本位制，即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第二年，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法币成为英镑和美元的附庸。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减，支出大涨。1939年6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秘密报告中说，抗战以来22个月的财政支出是38亿元，财政收入却不足8亿元。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只有向四家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借款或垫款，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这些银行便不得不过度增发纸币，印钞厂直接成了财政的提款机。1946年担任财政部长的俞鸿钧当时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抗战之初，法币过量发行导致的通胀并不严重。抗战前的9个月，未沦陷城市的物价平均上涨29％，比英国在“二战”后物价平均上涨37％还要低。这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觉”效应。在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之初，人们只对货币的名义价值有反应，不会对商品或劳务的实际价值作出反应，产生了一种忽视货币实际购买力变化的心理错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发行的法币被人们存到银行，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降低，物价因而能保持一定的稳定。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中国香港和上海租界，控制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无任何口岸对外畅通。国际运输除经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外几乎完全断绝，物资供应变得极度匮乏，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也难以为继，货币幻觉的作用开始逐渐消失，恶性通货膨胀开始迅速显现。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越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另外，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1937年法币发行总量是14。1亿元，到1945年达到5569亿元，扩张了395倍。而1945年物价比1937年上涨了1700多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2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的4倍。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合理利用手中的资源，完全可以改变恶性通胀的局面，稳定经济与金融秩序。

但国民党政府却没有抓住这样的大好时机，一举扭转乾坤。法币本质上是不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的关键是人们的信心，而不是准备金。如果法币是可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才和准备金有关，但归根到底仍要靠信心。一旦人们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不管准备金多么充足，也无法保证法币信用不跌落。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的上涨速率将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度。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国民党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这必然导致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度为2，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月已高达36。6，12月最高为61。49；1948年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而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那一年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才不过10。37。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底，法币发行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月增16。9％；抗战时，物价上涨倍数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第一年即超过111。5％。

恶性通胀下的政府收支预算变成一种数字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