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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制十分相同。小时候在济南时，山东省最高的级别据说是当时的省委书记谭启龙和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谭启龙可能是6级，而成仿吾据说是八级。文革后期我家正好搬到山东大学的第一宿舍，就与成仿吾家住前后楼。当时他遭遇文革劫难后正赋闲在家，经常出来在院子里散步，其走相和形态的确与众不同，挺着胸，背着手，气宇轩昂。我经常在楼上窗口注视这位神奇的人物。这就是当时全国大学中级别最高的一位校长啊！

成仿吾30年代在上海时是左联人物，成立过“创造社”，由于观点不同还与鲁迅对立过。这后来成了他在文革中受批判的一个理由。但是，由于成老是中国文化人中唯一的一个经过长征的人物，唯一的一个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文人，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也没敢对他怎么样。

想一想，8级干部相当于清代的从四品，属于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内阁侍读学士和各省知府这一级别的官员。而谭启龙的6级相当于清代的从三品，属于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各省盐运使这一类的官员品级。而当时厅局长一类的干部，级别大多在9级、10级、11级之间。这一类干部一般相当于清代的五品到六品官员，官职大多是左右春房左右庶子、光禄寺少卿、钦天监监正、六科给事中、各部院郎中、各府同知、直隶知州、鸿胪寺少卿、各道监察御使、翰林院侍读、侍讲、各部院员外郎、各省知州、国子监司业、内阁侍读、各部院主事、京府通判、京县知县、各省通判等。

有些人如果对自己的官阶感兴趣或对父母老子的级别感兴趣，就对照一下清代官阶吧。这里足可找出人们身份待遇的各种差别。不过说起来，今天由于干部级别的取消，社会对等级已经淡漠了。可在我的小时候，级别可是一件大事情。谁家父亲的级别高，谁谁父亲的级别怎么样，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特别是在干部子弟的圈子里，经常以衡量父母的级别为自豪或骄傲的资本。

这里我们最好还是对照一下待遇。在农业社会里，自古以来，官员的薪水是以粮食为标准的。在汉代即有“千石”、“二千石”之称。一说二千石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人物。不得了啊，汉代时，尚书的年收入是一千石，那么收入二千石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就离皇帝不远了。后来在一些游牧部落还出现过“千户”的官职，实际上是把这个官员的待遇与职务混为一体了。掌管一千户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官职。以每家七八口人计算，一个千户要管辖七八千人。不过比起今天官员管辖的人数，千户连个乡镇长都比不上。但中国的人口只是到了20世纪才达到10多亿，而在几千年的历史期间，中国人口大多在2000万到7000万之间浮动。因此，在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中国，一个千户就是相当可观的人口了。以现在的标准看，千户至少顶个县市长的官员。

再来看待遇，二千石是指年收入这么多粮食，千户是指他要靠这一千户人家的赋税来供养，每户每年给他50斤粮食，加起来就是5万斤，折合250石，在明代等于一个四五品官员的收入了。要是每户的税负没有这么高，那么这个千户的收入约相当于一个七八品的官员。

那么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干部标准与历史上官员的标准做一比较。改革开放前，一个10级干部的工资收入每月为200元，一年为2400元。按当时的粮食价格每斤0。1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购买24000斤粮食，正好等于明代一个正六品官员的年收入。要是按明代的标准给今天10级的干部发薪水，那么一个10级的干部年收入应该是168石粮食，折合36000斤。这一待遇是今天干部收入的1。5倍。因此，共产党干部的收入比起历史上官员的收入是少。级别越高，与历史待遇差别越大。譬如说，朱镕基总理的工资收入每月不足3000千元，一年也只有不到4万元，加上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最多也不过6万元。若是以大米价格每斤1。2元计算，6万元可买5万斤大米，也就等于明代一个从四品官员的年收入。因此，今天的公务员要涨工资。2000年，国务院拨出600亿元给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普涨了30％。

以上讲得是物质待遇，除了物质待遇还有精神待遇。譬如，官员当官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分出个品级来？这就是身份高低贵贱的显示。金钱和粮食收入还不足于显示贵贱和高下，还必须有一套衡量身份的标准及一系列与配套的待遇。例如在明朝官制中有“三公”、“三孤”之称。三公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从一品）。另外还有太子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