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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尸体被堆起来当作路障。

这些描述骇人听闻，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在拉德克利夫的新生入学教育课上，我曾听过有关校园强奸案的讲座，起初我对此简直不敢相信。在我来美国之前，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强奸。但既然有这种潜在的危险存在，我四年中从来不敢一个人晚上外出。当时听了讲座，我感到在哈佛校园发生强奸案是有可能的。而现在说在东孟加拉发生种种暴行却让我无法相信。从我们的官方新闻里，我觉得祖国是安全的，西方报刊在歪曲事实，是反对###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

我的哈佛同学却很难被说服。“你们的军队太残忍了，”他们都这样谴责说，“你们在屠杀孟加拉人。”“我们没有杀孟加拉人，”我会立即反驳，脸色铁青，“难道报纸上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吗？”每个人都在反对西巴基斯坦，甚至包括那些年初和我一起为东巴遭受风灾而挨家挨户募捐的人。各种各样的指责越来越多：“你们是法西斯独裁者。”我本来就不想保持缄默，特别是当我得知印度正在训练成千上万的孟加拉难民搞游击战并又偷偷地把他们送回东巴，我怒不可遏。“我们在反击印度策动的叛乱，”我据理力争，“我们在为维护国家统一而进行战斗，就像你们在南北战争中一样。”

我还是躲避不了谴责，即便是毫无依据的谴责。“巴基斯坦剥夺了孟加拉人的自决权。”沃尔泽教授大叫大嚷，那是在我们三年级的一次公共讲座上，题目是“战争与道义”。我听了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在200多名学生面前一下子站了起来，发表了生平第一次政治演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教授，”我纠正他，声音颤抖，“孟加拉人民在1947年就已经行使了自决权，他们已经选择了巴基斯坦。”大家都大吃一惊，讲座大厅里鸦雀无声。我的观点从历史角度看是完全正确的。然而，随着孟加拉国的建立，我一厢情愿的幻想破灭了。

从那之后，我曾无数次请求真主宽恕我的无知。彼时彼刻，我竟不知道巴基斯坦的民主统治已经被粗暴地破坏了。人口占多数的东巴实际上已经被人口占少数的西巴沦为殖民地。东巴出口收入的310多亿卢比中，西巴拿走大部分为自己修建公路、学校、大学和医院，而拿来用于发展东巴的资金寥寥无几。军队是我们这个贫穷国家的最大“用人单位”，而其中90％的士兵来自西巴。政府部门中80％的工作岗位被西巴人占据。联邦中央政府曾宣布乌尔都语为国语，但东巴的国人很少懂乌尔都语，这就更加阻碍了孟加拉人获得公职和接受教育的机会。难怪他们感到被排斥和受剥削。

在哈佛读书时，我年少幼稚，没想到巴基斯坦军队也会像其他军队一样，一旦虎入羊群，不受控制，就会对平民百姓犯下种种暴行。这同美军1968年在越南的美莱残忍地屠杀无辜平民一模一样，同后来齐亚派军队对我家乡信德进行残酷镇压也毫无二致。军队一旦失去控制，就会给平民带来灾难，他们把平民当作“敌人”，对他们进行射杀、抢劫、强奸。然而，在那个恐怖的1971年春天，我仍抱着儿时的印象，把军队想象成1965年对印战争中的英雄。后来这种印象慢慢痛苦地消失。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5）

“巴基斯坦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磨难。”父亲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这样写道。这封信后来被编成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莫大的悲剧》。“巴基斯坦人屠杀巴基斯坦人的恶梦还没有结束，鲜血仍在横流。印度的侵略性干预，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我们能度过今天这场难关，巴基斯坦将找到存在的意义，并且永远地存在下去，否则，灾难性的变乱将导致毁灭。”

灾难性的变乱在1971年12月3日早晨到来了。“不！”我扔掉手中的报纸，在艾略特大楼的楼厅里哭喊起来。印度以维持秩序和阻止难民潮涌入境内为借口，派兵入侵东巴基斯坦，同时攻打西巴基斯坦。先进的苏制导弹击沉了我们停泊在卡拉奇港的战舰，印军飞机对卡拉奇的重要设施狂轰滥炸。我们的武器非常落后，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萨米娅从卡拉奇给我写信：

你不在这儿真是幸运。每天晚上都有空袭，我们不得不在窗户上贴上黑纸遮挡亮光。学校和大学都关闭了，我们整天担惊受怕，抑郁发愁。与以往一样，报纸上什么也不说。直到有人敲我们的门，呼喊：‘打仗了，打仗了！’，我们才知道印度已经入侵东巴。早上7点的新闻说我们胜利了，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却报道说，我们已经被击溃。英国广播公司还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