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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哪儿？”我初到拉德克利夫时，新同学们经常这样问我。那时我的回答比较简单。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我回答说，就像在读一份大使馆的宣传稿，“巴基斯坦被印度隔开，分为两部分。”

“噢，印度，”他们明白了，“你们和印度相邻。”

每当听到“印度”这两个字，我心头就隐隐作痛，我们曾两次兵戎相见。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最得力的盟友之一，是抵御苏联在印度影响的缓冲地带，我们还同共产主义中国，阿富汗和伊朗接壤。美国使用巴基斯坦北部的空军基地起降U…2侦察机，其中还包括1960年加里？鲍尔斯的那次不幸飞行。1971年亨利？基辛格从###堡秘密飞往北京，这次倒非常成功，为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年的历史性访华铺平了道路。然而，美国人对巴基斯坦的存在似乎一无所知。

他们当然也不知道布托家族，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竟然还有人不知道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布托这个名字总是使我备受关注，有时弄得我很尴尬。我始终不明白人们接近我是因为我自身的价值，还是因为我家族的名望。而在哈佛大学，我生平第一次完全就是我自己。

到了哈佛，母亲陪我呆了刚开始的几星期。她把我安顿在艾略特大楼的房间里，测算了圣城麦加的位置，以便让我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祈祷。母亲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暖和的毛料卡米兹和沙勒瓦尔。为了做这套衣服，母亲跑了很远的路，衣服内衬是真丝的，这样外面的毛料就不会扎人了。

我当时只留心母亲祈祷的方向，没在意她为我准备的衣服，这些传统衣袍在雨天和雪天很不适用，并明显地把我和同学们区分开了。我很快就脱下了这身民族服装，穿上了在哈佛大学校园商店买的T—恤衫和牛仔裤；我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直直地垂下来，住在艾略特大楼的朋友们都夸赞我看上去像美国民乐歌手琼？贝丝。我畅快地喝着苹果汁，悠闲地吃着薄荷冰淇淋蛋筒，时常去波士顿听摇滚音乐会，参加“干爸干妈”加尔布雷思教授夫妇举行的花园聚会——我的确很喜欢美国的新鲜奇特。

当时反对越战运动正值高潮，我也和哈佛成千上万名学生一起，去波士顿广场参加反战示威。一天我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宏大反战游行，结果第一次尝到了催泪弹的滋味。当我第一次别上“让参战的孩子们回家”的徽章时，心情特别紧张。我是一个外国人，如果因为参加政治游行被捕，就很可能被驱逐出境。但是我在国内就反对越战，而美国国内的反战热潮使我变得更加坚定。示威者的观点跟我惊人地相似：美国不应该卷入一个亚洲国家的内战。

我在巴基斯坦上过4所学校的6个分校，在哈佛的4年中，我继续汲取着各种知识。那时，新鲜前卫的事情很多。妇女运动方兴未艾，哈佛大学的书店内满是关于妇女的书籍和杂志，包括校园圣经凯特？米利特写的《性别政治》和刚开始发行的《女性杂志》。我和朋友们晚上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远大志向，谈论如果我们今后选择结婚，那么将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夫妻关系。在巴基斯坦，我属于少数不把婚姻家庭作为优先考虑的人。在哈佛，我跟其他广大女性一样，并没有觉得性别差异对自身产生任何妨碍。我在大学里增强了自信，克服了少年时困扰多年的羞怯。

在巴基斯坦，我和弟妹们总在朋友、亲戚的小圈子里活动，每当我碰到陌生人，总感到很拘束。初到哈佛，我只认识彼得？加尔布雷思，而且也仅仅是开学前在他父母家里认识的。在我这个思想保守的人看来，彼得？加尔布雷思简直不可思议。他留着长发，穿着一身脏兮兮的旧衣服，在父母面前叼着烟。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位高级外交官和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儿子，倒像这位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带回家的一个流浪汉。我那时根本没想到后来和我成为好朋友的彼得，会在15年后为我重获自由帮上大忙。

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3）

除了彼得，哈佛校园里还有其他成千上万名学生，我不得不走向陌生人，向他们询问去图书馆、演讲厅和学生宿舍的路。我不能不说话，我已经被抛进外国陌生的深水潭，如果想要浮出水面不被淹死，必须靠自己奋斗。

很快我就适应了。第一年我成为艾略特学生宿舍的社交秘　书，后来我又到校报《深红》工作，并在“深红钥匙协会”担任校园导游。“这座建筑的正式名称叫国际事务中心，缩写为CIA，但是我们大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