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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胆大心细，办事谨慎，能打硬战；善打巧战；虽然身经百战，总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甚至有的说父亲从连队到机关一直都是首长身边的“红人”，同期入伍的战友中提拔的最快，若不是人到中年便身患重病，早早离休，前途不可限量。

父亲的这些老战友们都是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大字不识几个，说话从不拐弯，虽然这些评价听起来有些语无伦次，逻辑混乱，但只要慢慢加以梳理，不难构画出他们心目中父亲的形象，那就是：作战勇敢，胆大心细，聪慧过人，仗义豪爽。

这就是半个世纪前我父亲给他的战友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从中也不难悟出母亲的择夫标准和审美追求。

战争年代部队不乏能打硬战的军事指挥员，急需的是能做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政治工作者，所以组织上人尽其材，让父亲担任了政治委员，离休之后，他一下子失去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便经常对着四个儿子大摆龙门阵，痛说革命家史，怎奈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对此毫无兴趣，只有我或许是学习历史专业的缘故，对他那些遥远的充满火药味道的军旅生涯感到其妙无穷，这使父亲大有遇到知音的亲切。

找一个对象倾述金戈铁马的辉煌岁月，已经成为父亲离休之后尤其是晚几年的精神寄托。于是；无论是冬日的黄昏，我们依偎在火炉旁，任窗外雪花飘飘；还是夏日的月夜，我们闲坐在树荫下，听耳边凉风习习，总要沏一壶清茶，侃半天大山，我无数次地听着我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夏归秋至，冬去春来，我从小听到大，一直听到父亲临终前。

我敢说，除了母亲，这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了解父亲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感受。所以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讲，只有我能说得清楚母亲究竟看中了父亲什么。

父亲一生中有过许多次绝处逢生的经历，而每一段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

父亲3岁那年的夏天，左眼皮上长了个小米粒大的疥子，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爷爷的注意，穷人家的孩子整天泥里水里脏兮兮的，长疮流脓是常有的事。

有天午后，天热的出奇，父亲光着脊梁蹲在茅坑里拉屎，就觉得眼着成千上万的绿豆蝇嗡嗡乱叫，不时碰撞叮咬着眼皮上的疥子，便随手一挠，不经意间抓破了疥尖。没成想，过了几天那疥子受了感染，越长越大，不住地流尚脓水。爷爷这才慌了神，抓了三副草药给我父亲煎服，不但不见轻，反而愈加严重，半月后，疥子已长到桃子般大，左眼挤成一条缝，什么也看不见。

到了秋高气爽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开始高烧不退，神志不清，水米不进，奄奄一息。爷爷请来个乡野郎中号了半天脉，最后叹气道：“这孩子火气太旺，中毒太深，恐怕过不了今夜了。”

这天傍晚，爷爷闷着头，不声不响钉了个一托长的木匣子，单等我父亲咽了气，速速埋掉。

半夜时分，守候在父亲身边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奶奶实在困得不行，靠在炕角上打起盹来。这时一只狐狸般大的野猫从半掩的窗户外轻盈地跳到炕上，这只狸猫本来只是夜里出来毫无目的的四处觅食，路过我家屋檐时闻到了屋内散发出的浓血臭腥味，这强烈地刺激了它的食欲。没等奶奶睁开眼睛，这只饿猫便锁定了目标，猛扑上前，冲着父亲脸上的脓包一口咬去，顿时满脸浓血四溅，露出白花花的骨头，在朦胧的月光映照下格外恐怖，父亲惨叫一声，顿时昏死过去。

爷爷本以为这下父亲更是必死无疑，没曾想，天亮时父亲突然哼了一下，轻轻叫了声：“娘哟，俺饿了。”一口气接连喝了三大碗玉米馇子粥。到了第三天，父亲拍拍屁股若无其事地从炕上爬起来，自个儿到场院里玩耍去了，喜得奶奶冲着观音菩萨画像直磕头。原来那狸猫下口又准又狠，不但咬去了脓包，而且拔掉了毒根，父亲命不该绝，竟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我后来仔细观察过父亲的左眼，果然隐约有一个铜钱大的疤。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父亲训斥我们时常用的口头禅：“你爸爸从小就是疤瘌眼，鼻淋淋，吃啦啦，要长相没长相，要个头没个头，要不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哪有你们的今天。”于是恍然大悟，方知“疤瘌眼”一说并非无端自贱，而是语出有因。

1939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能源物资愈发紧缺，于是，开始在华北地区大肆抓捕劳工，押送到日本国去挖煤。

这一天，保长来到爷爷家通知，三日之内父亲兄弟3人必须出一个劳工，逾期不去，日本人就要满门抄斩。

爷爷当然知道，保长此言并非唬人，豺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