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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贫困线对贫困的估计毫无意义〃；第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没有考虑人类需要的基本资源的估值〃；第三，〃现有的对于贫困的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们对于许多基本参数的数量变化非常敏感，其依靠的数据又非常有限甚至完全缺乏〃。

我们先承认大部分批评的合理性。很显然，在把各个国家的数据转换成购买力平价时，购买力价格本身就是反映经济体平均水平的数据，并且每年都在变动。所以客气点说，这是个比较粗略的简化做法。同样，每天1美元的标准本身是基于主观判断，对于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的确如波吉和瑞迪所言，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会涉及许多非贸易的服务的价格，将导致对穷人的真实收入水平的估计出现较大并不断扩大的误差，因为后者消费的产品的比重一般高于富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应该设置更高的贫困线。同时，这可能还意味着贫困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银行的估计。因为在高速增长的国家里，商品的价格通常会相对下降。

但主要的问题在于，对研究数据改进是否容易做到？波吉和瑞迪认为，这样的测算不应该采用主观决断的收入水平，而是针对必要的生活能力……卡路里和基本营养。他们提出，〃人们需要获得一定的收入来避免贫困，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使用当地最合算的商品组合，以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要的相关保证〃。这个建议看来是符合人们的直觉的，实际上，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在不同国家就贫困水平达成一致意见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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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7）

波吉和瑞迪提醒我们，所有关于贫困的估计都是主观的。当然，没有充分理由让我们相信某个人对于某个时期的贫困水平的估计，但能否看清趋势则是另外一回事。很显然，极端贫困（按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在过去两个世纪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趋势自1980年以来还在持续。另外我们几乎也可以断定，东亚国家的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年里大幅度下降。这种情况是否也发生在印度不是那么确切。但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和印度都显示，按照它们各自的指标计算，极端贫困的人口的数量大量下降（印度在1980～2000年减少了1亿人，中国在1978~1999年减少了2。2亿人，同时两个国家的总人口在此期间还有大量增加）。由于东亚和南亚的这些进步，因此尽管不能完全确定，但整个世界的绝对贫困的人口还是有很大的可能下降了。更有可能出现的事情是，极端贫困现象减少的国家主要应归功于经济增长加速。这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也是适用的（尤其像中国这样对人口流动有所控制的国家）。

贫困与人类福利

由于缺乏波吉和瑞迪建议的国际之间的对比办法，我们必须寻求其他方面的支持证据。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确凿无疑的好消息：很显然，在最近几十年里，整个人类的福利状况都大有改善。独立分析人士英杜尔·郭克拉尼（Indur　Goklany）令人信服地指出，人们如今可以用比以前更低的收入水平来享受更好的健康、更长的寿命。这主要应该感谢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组织革新的成果。在1913年出生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52岁，美国那时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在2000年的水平要高50％，比印度的高150％，然而中国人在2000年的预期寿命为70岁，印度人则为63岁。1900年，瑞典人的预期寿命是世界上最长的，但也只有56岁，而在2000年，只有少数非常贫困的国家（多数在非洲），人们的预期寿命才低于这个数字。正如郭克拉尼所述，预期寿命与人均GDP的相关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上移。类似的情况是，婴儿死亡率与收入的关联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下移。从许多显示人类福利指标和收入水平的关系中，也能看到相似的表现。

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自1970年之后，人们的预期寿命每年约提高4个月，从1970年的55岁增加到2000年的64岁。在南亚是从1970年的49岁提高到62岁，在东亚是从59岁提高到69岁。然而不幸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有32个国家出现了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艾滋病的扩散，或者政府的无能（如东北亚和南部非洲的个别国家）４４。下降还来自于西方人对于DDT杀虫剂的恐惧，这导致有的国家丧失了唯一能控制致命的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