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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最快速的大规模减贫运动。

第五，在20世纪90年代，南亚各国（主要是印度）的贫困发生率也显著减少，从1990年占总人口的45。0％下降到1999年的36。6％。但是贫困率在东欧和中亚国家显著上升，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也从47。4％提高到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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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5）

与不平等方面的统计数据类似，在有关贫困的数据上也存在争议。秉持乐观主义的一方仍然是巴拉和萨拉…伊…马丁，图9。4显示了他们的研究结论和世界银行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的对比（双方对于贫困的定义差异非常小）。三方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在1990年到20世纪末的10年之间，贫困人口有显著减少。但世界银行认为贫困率在9年时间里减少了9。5个百分点，萨拉…伊…马丁认为在8年时间里减少了13。1个百分点，而巴拉认为在10年时间里减少了25。6个百分点。

从这些分歧中能得到什么结论吗？正如萨拉…伊…马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研究与世界银行的相比，在经过某些校正后大致相当。３７与他们分歧较大是巴拉的结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巴拉采用了国民账户的数据来计算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用家庭调查的数据来计算收入和开支的分配，而世界银行在两方面采用的都是家庭调查的数据。

这样的方法差异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一个令人惊讶的案例上有所反映：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提高了大约一半，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处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口的总数却只有很少的下降。在整个南亚（以印度的数据为主），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1990～1999年间只是从5。06亿下降到4。88亿。巴拉认为，这似乎不太可能。由于4。88亿极端贫困人口相当于全世界总数的42％，因此，任何重大的计算错误都可能导致整体结论出现明显偏差。

我们已知的一个事实是，在1987～1998年期间，对于南亚国家而言，从居民调查得到的消费数据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的比例从73％下降到了56％。看起来，家庭调查似乎没有充分反映南亚国家的消费支出的增长。还有，如巴拉指出的那样，在印度进行的工资和失业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工资水平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消费增长幅度更为接近，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则有较大偏差。此外，印度官方估计的贫困率在1999年是26％，或者说2。6亿人口（其标准是按199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天1。25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的1。08亿美元，这样得到的数字应该更为保守）。可是，世界银行根据较低的生活费标准计算得到的数字却是接近3。6亿人。世界银行还根据印度政府的1。25美元的标准进行了计算，得到的贫困人口的总数达到了4。7亿，比印度政府自己估计的数据高出了2。1亿。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的数据有所高估，而其他人的研究……例如著名的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也都认为印度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字比世界银行的估计要少得多，在1999年约为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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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6）

简短地说，有充分理由认为世界银行高估了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同时低估了减贫的幅度。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必然意味着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平等状况有严重恶化。这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有许多穷人居住在非常落后的邦里，如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但印度政府自己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猜测。我们可能不会像巴拉那样过于乐观，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1993年购买力平价）的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44％下降到2000年的13％。但印度乃至整个世界的贫困状况的减少幅度，很可能要比世界银行估计的大得多。

不消说，这样的看法很多人并不接受。与萨拉…伊…马丁同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波吉（Thomas　Pogge）和桑贾·瑞迪（Sanjay　Reddy）认为，如果说世界银行的数字不够准确的话，那也是因为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们特别指出，用这样一个测量标准（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费低于1。08美元）比较世界各地的贫困，犯了三个方面的原则性错误：第一，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线〃并不能满足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