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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祖父曾对我说起那时候的二件事情:一是他老人家在村里见过日本兵,模样跟咱们中国人差不多,只是个头稍低身体略胖而已。对村里人也不像电影里那么凶恶,尤其对小孩子比较友好,偶尔还给小孩子糖块吃;二是村里人见日本人在河边洗鞋洗帽,他们才知道头上戴的帽子,脚下穿的鞋子,也能用水洗。这是村里人以前所不知道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十月,阎锡山晋绥省防军第四师来忻,窃夺胜利果实,并将忻县日伪保安队改编为“省防军”。村里人称阎锡山部队为晋绥军,也有人叫“二战区的部队”,村里人还是不能过安稳太平日子。那时候,阴山以西的平社附近,是八路军的根据地。有人说是贺龙的部队,也有人说不是贺龙的部队,反正村里人不操那份闲心。阴山以东是晋绥军的天下,我村正好处在敌我双方的交界处。
那个年代,有家不能回,有家不能住,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因此体会不到有家不能回的滋味,只是在电影或电视剧里,看到一些类似的镜头,就不知道当时的事实,是否与拍摄出来的镜头一样?和村里老年人提起晋绥军来,虽说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他们还是心有余悸。一说晋绥军来了,老人们的脸色一下就变了。抽支烟,歇一会儿,才能缓过那口气来。
然后,他们给我说起过去。
然后,他们给我说起那个不是年代的年代。
那时候,晋绥军住在新堡村附近。新堡村是豆罗村附近的一个小村,豆罗村又是从忻州到太原必经之地。那时的区公所就设在新堡村,所谓的区公所,好像相当于现在的镇政府。每天上午九点左右,晋绥军就来了,有时到牧庄村转一圈,有时连牧庄村也不去,就呆在我村不走。为甚不走呢?等着吃中午饭。村里的老百姓就遭殃了,有时一家来四五个兵,有时一家来十来个兵。
那时,庄稼收成不好是事实,一亩地最多能打一二百斤粮食。遇个歹年景,连籽种钱都有收不回来的可能。即便收成好,除过上缴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还要除过租用地主土地的租子,一年下来,就连他们也很难养活。再来这么多土匪,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要是做下的饭菜不合他们口味,那些当兵的还不满意,还要非打即骂。
有首诗歌,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砍伐桑柘作弓弩,
检点乡兵空闾里。
民穷财尽国亦颓,
妻儿星散永不回。
生死荣苦谁会得,
一身流落走尘埃。
尘埃走罢夜孤宿,
梦里分明见骨肉。
离情诉罢喜复悲,
怪鸟一声啼破屋。
醒来依旧一身单,
老眼滂沱泪不干。
反乱:战争留给村民的一场恶梦(二)
反乱:战争留给村民的一场恶梦(二)
父亲今年(指二零零六年)六十五岁。反乱时期,他老人家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当他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就是说话的口气都走了样。反乱留给村里人的后遗症,不仅仅是胆颤心惊,更主要的是心灵伤害。
那时候,村里人真是“狗咬剌猬”,毫无办法。为躲避土匪,别说晚上不敢在家吃饭睡觉,就是白天也不敢在家呆着,只好四处避难,只好四处流浪。因我家住在临街,晚上只好到偏僻人家去住。父亲说他老人家就多次在别人家住过,比如在同族伯父张安祥(本书第四章里面单列一篇,专门讲述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家住过,在祖父一位朋友(他老人家名叫邢小保,系村里有名的好木匠)家住过,有时还到外村去住。父亲说他在白石村住过,也在寨上村住过。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才敢回家。更多的是住在祖母(名讳弓海棠,生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七日,卒于二零零二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本书第三章内单列一篇,专门讲叙我对她老人家的思念)娘家,因为那地方在大山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也比较安全。再说,祖母娘家也比较富有,多一二个人吃饭,也不在乎。
有一次,祖父祖母带着父亲,到祖母娘家避难,不敢走大路,因为阴山那儿也有兵,只好走邢家山村,走山路,也就是翻过五峰山,刚走到半山腰,突然下起大雨,人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更何况又是下雨天呢?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三个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好碰上邢家山村一位名叫张宝(取其音)的老人,他好像还是村里一名干部,与祖父也认识。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