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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里的水垢的话，阿弗纳是不会在法兰克福再待十个月的。他不会在那里上学，不会像一个本地人那样说德语，也不会与一个富家子弟安德雷斯做朋友。他的命运将会发生截然不同的转变。

当时他们听到呼的一声，然后就看见外公坐在地上，摇着头，像蛇那样发出痛苦惊讶的嘶嘶声。他在水垢上滑倒了。虽然只是脚踝扭断了——但他们不能去机场而撇下老人不管。阿弗纳的父母决定留下来。孩子们这一年可以在法兰克福上学，他们则留下来照看外公，直到他康复。

奇怪的是，虽然外公是母亲的父亲，但难以做出这个决定的却是母亲。留在法兰克福，父亲似乎非常高兴。阿弗纳呢——当然，他简直欣喜若狂了，他有他想留下来的理由——父亲不介意永远留在法兰克福。

“我们就这样待下去吧。”一天，阿弗纳偶然听见父亲对母亲这样说。那时他们已经在外公房子外的拐角处租了一套公寓，阿弗纳也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了。

“你一定是疯了。”

“为什么？”父亲诧异地问道。“我是无论如何要到处走走的，你和孩子……”

“我不跟你讨论这个。”

她过去没有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也没有，今后也不会。对母亲来说，即使离开以色列去度假都是一种堕落，一种罪过。让她在以色列以外安家，抚养孩子——在德国，在其他任何地方—一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方面她是一个无忧无虑、风趣幽默的女人——甚至喜欢恶作剧。阿弗纳继承了这一点——母亲的爱国主义是认真的。只要话题一转到以色列，她生动活泼的脸上就变成僵硬的平静，冰冷得毋庸置疑。以色列是一种启示，一种超越对与错的知识，一种超越好与恶的信任。

为此，阿弗纳仰慕她。

问题是，阿弗纳也仰慕他的父亲。在这方面，父亲不像母亲。谁知道他爱不爱国？他只是耸耸肩，开开玩笑。很多年以后，阿弗纳才知道他的父亲愿意为他的国家做到哪一步。

阿弗纳不知道他的父亲靠什么谋生。他可能是在做进出口业务，不管这个进出口业务意味着什么，但他的上班时间总是没有规律。他总是要在外面奔波，在阿弗纳的记忆中，最长的一次是九个月。

待在法兰克福，还有一件事很好，父亲不用外出奔波了。他当然必须工作，与餐馆和咖啡厅里的人见面，有时也在街口的拐角处与他们见面。曾经有一阵，他甚至让阿弗纳跟他一起去见他们。他们悠闲地开着车，从埃斯舍氏姆这个宁静的郊区，一直开到闹市区，然后绕过皇帝大街或者歌德广场，直到父亲看见他要见的那个人。他把车停下来，让阿弗纳在一旁等着，然后走上前去和他交谈几句。有时候父亲会把一个信封递给那个人。阿弗纳注意到，那个人总是要紧张兮兮地环顾四周，然后才紧张地把信封放进衣袋里。第三次之后，阿弗纳渐渐希望看到那紧张的一瞥了。尽管人不同，但那一瞥却是一模一样的，很好玩。

有一天，他决定问问父亲。

“爸爸，那个人是谁？”

“别管，做生意的。才三点钟，你想去看电影吗？”

他们就去看一场希区柯克的悬疑片，有时候也看西部片，总之是美国的片子。它也是爸爸的最爱。简直太好了！惟一的遗憾是他并不常去。

有一件事，阿弗纳感到很好奇，爸爸作为一个生意人，却并不富裕。商人一定是富人，不是吗？要是．回到雷霍沃特，就没有这么明显了，那里的人都不富裕——至少阿弗纳认识的那些人不富裕。比如，他们没车，别人也没车。而在法兰克福，他们有车，很多小孩子的父母也有车。有一些，比如他的好朋友安德雷斯的父母，有三部车。阿弗纳只在法兰克福才听到他父母谈钱，或者迫不得已时才谈钱，声音里有些愠怒。每次都是阿弗纳指着橱窗里的玩具的时候。

“对不起，傻儿子，我买不起。也许只能靠你自己将来挣钱买了。”

然而，这些仅仅是一些小问题，并不影响他的心情。尽管他母亲不赞成，阿弗纳还是很快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法兰克福的生活之中。现在正值冬天，放学后他要去旬德朗·霍亨布利克坐雪橇，或者坐电车沿着埃斯申舍梅兰德大街到阿第克萨尔拐角处的美军专用商店。这是法兰克福另一件特殊的东西：北约总部使这里看起来像美国一样。美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葫格尔街的另一边，名为“金黑姆”的郊区。汽车、俱乐部、电台节目、餐馆和电影全是美国的。还有热狗和炸薯条！许多孩子跟阿弗纳在同一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