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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之后就不干了——但有一次阿弗纳问他感觉如何时，汉斯咬牙切齿地回答：

“现在停不下来了，还是别谈了吧，只管干就行了。没什么好谈的了。”

于是，他们不谈了，只管干。他们又努力干了七个星期。

没有丝毫效果。没有一条线索值得他们把越来越少的钱花在上面。汉斯坚持要精打细算地用钱，这样的话，如果一个好的行动机会来临的话，他们就不会捉襟见肘了。他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们找到了萨拉米而在最后一刻却没有钱来追捕他，那就是个莫大的讽刺了。但一直没有到那一步。

主要是找不到联络人。不仅通过他们经常联络的线人找不到，而且通过路易斯和托尼也找不到。通过“爸爸”也找不到。如果他们找的是其他的恐怖分子，还有可能成功：1974年是欧洲恐怖分子们非常活跃的一年，尤其是“阿拉伯国家青年解放巴勒斯坦”组织。原来的领导人是阿莫德·阿尔—葛哈夫尔，后来是阿布·奈达尔。“黑色九月”组织和“解放阵线”组织不像原先那样激进和好战时，恐怖分子们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来，阿尔—葛哈夫尔被“黑色九月”组织头目阿布·伊亚德抓住，很可能被处决了）。1974年“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袭击三架飞机得逞。10月8日，他们在爱琴海上空炸毁了一架飞机——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特拉维夫飞往雅典的飞机——八十八人丧生。三个星期前，9月15日，恐怖分子把一颗手榴弹扔进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药店”里，一死十二伤。这是“解放阵线”和日本“红色军团”联手干的，头目是卡洛斯那只豺狼。

突击队特别要为卡洛斯的上台负责。正是因为他们干掉了布迪亚，才给他在高层腾出了一个位置。但也是一回事，他不在名单上，阿布·奈达尔也不在名单上。在原来的任务已经取消的情况下，他们又几乎不能跟伊弗里姆联系，要求改变任务。再也不能有单方面行动。他们也找不到自己行动的理由。他们只能去抓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尤其是阿里·哈桑·萨拉米。

抓到了萨拉米就大不相同了。

但据他们所知，萨拉米没有到欧洲来。

他们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却没有节日的心情。实际上，汉斯心情复杂，矛盾重重。他心灰意冷，喜好自省，但同时疑心越来越重，充满了杀气。他开始随身带着一支枪。以前他们出去溜达时他从来不带枪，除非有行动。但是汉斯的疑心似乎有传染性。现在连阿弗纳和斯蒂夫都随身带着枪，以防他们的同伴觉得有人跟踪的怀疑成为现实——也许“爸爸”的组织会把他们的行踪泄露出去呢。汉斯相信塔里法是个陷阱，而阿弗纳认为他误解他了。如果是个陷阱的话，他们会遇到强大的火力，而不是一个正在扣裤子的恐怖分子。但是，卡尔和罗伯特神秘地死去之后，这些怀疑总是挥之不去。也许事先有人给塔里法的恐怖分子通风报信了，他们没想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事实上，阿弗纳告诉过“爸爸”的人，他们要在塔里法等几个朋友，然后才会采取行动。

不管怎么样，尽管风险增加了，他们在法兰克福还是随身带着武器。阿弗纳注意到安全屋的门底部有一些明显磨损的黑色印子。很显然，如果他开门的时候都是用脚顶着门的。这一点，所有的特工都受过训练。在被突袭的情况下，它恰恰事关生死。然而过去一直没有这个习惯，也不经常这样。到目前为止，他们主要依靠改变自己的身份来掩护自己，跟他们的软目标一样。

与此同时，汉斯常常一个人在深夜去安全屋附近的公园长时间散步。他一直非常喜欢散步，但过去散步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是天气较好的时候。而现在，他会在12月份凛冽的寒风中，在雪地里，沿着欧斯特公园空无一人的小路，法兰克福东部火车站的北部，走上几个小时。他甚至会在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人造池塘旁的僻静处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小时。池塘里夏天全是野鸭，而现在全都结上了冰。

“鸭子都比你有意义得多。”有一次，斯蒂夫要去鸭池旁取情报时，这样对汉斯说。

“我不能禁锢在家里。”汉斯回答道。

阿弗纳明白，到了任务的这个阶段，他也不希望一个人住着。罗伯特死后，他让斯蒂夫住进了他以前和卡尔住的安全屋。忍受斯蒂夫混乱的单身汉的习惯要比一个人住着好。然而，当他向汉斯提议他们应该找一套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的安全屋时，汉斯拒绝了。“别担心我，”他说。“我很好。”

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