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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跑去时，阿弗纳，或者斯蒂夫脑海里只有历史上相似的一幕。斯蒂夫没有开灯，发狂地开着车，直到阿弗纳大叫着让他停下来。没有人追他们。没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紧张，把一条沿海大道变成一条跑道。斯蒂夫平静了一点之后，把刹车灯接起来。汉斯把他的冲锋枪放回后备箱里。他们要平安回到酒店以后才能放下贝雷塔。

他们坐在阿弗纳的房间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分析一下形势。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一般的阿拉伯游客或者商人不太可能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到处逛，别墅里的阿拉伯人无疑是恐怖分子。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就不会叫警察，也不会挨家挨户地在附近去搜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到的攻击他们的人。惟一能够向他们描述一番的就是那个带着攻击步枪的男孩。很可能已经死了。即使阿拉伯人报了警，也没什么能把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他们是西德商人，跟成千上万的游客一样，也有护照。护照找不出一点毛病。除了枪以外，惟一能把他们和这次袭击联系起来的可能就是砾石路上的车辙印了。

上午，阿弗纳打电话让“爸爸”的人来给他们换了一辆车，同时把枪收走了。他想，这样在酒店里过夜就非常安全了。第二天回马德里，车不同了，也没有武器，就不用担心搜查和关卡了。

他们确实不用担心了。回马德里的路程很远，他们坐在车里，话都不多。阿弗纳偶尔接替斯蒂夫开一开车。阿弗纳知道，即使他们在谈别的，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的。他们搞错了吗？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失去理智了吗？他们不向那个阿拉伯男孩开枪就撤下来吗？他们向他开枪真的是为了自卫吗？

他们把他打死了吗？到目前为止他是第四个被他们打死的不明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吗？这四个人，虽然不是利勒哈默尔的侍者那样的无辜的旁观者，但也不在他们的名单上。如果把雅典的穆扎斯包括在内的话就是五个人。如果把那个克格勃特工包括在内就是六个。如果把胡恩的那个金发女孩包括在内就是七个。

还没有干掉萨拉米、阿布·达乌德和哈达德博士。

难道这就是这样的任务不可避免的结局？难道他们有些地方做错了？难道这个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难道他们慌张了？

归根结底，他们是不是失败了？

自从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暗杀布迪亚以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目标。然而他们却杀死了四个阿拉伯走卒和一个荷兰女人——其间失去了卡尔和罗伯特。在反恐战争中，两个高级特工没有换来任何军事上的收获。这是失败。被别人打败了。怎么看这个问题都是这样。

更糟糕的是，他们现在的行动是在无视命令下进行的。没有人授权他们这么干。绕着一座西班牙花园去杀阿拉伯人，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一样。

干法也跟恐怖分子们一样。

这番话是汉斯刚要从马德里郊区的北四路上下来时说的。“你知道，”他说，“我们的干法就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斯蒂夫都没有反驳他。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陆续离开马德里，回到法兰克福。就像格拉如斯的枪杀事件一样，塔里法发生的事情任何报纸上都没有报道。他们也可能没看到西班牙和瑞士的新闻报道。但这起枪杀事件很可能被隐瞒起来了。如果能够避免的话，这些恐怖分子当然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因此，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害怕被发现。几天之后——从他们离开西班牙的那一刻算起——阿弗纳及其伙伴们就根本不担心这个了。

他们担心的是别的。很难言传。“失败”或者“丢面子”还不足以表达其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愧疚”，甚至不是一种无聊的感觉。

他们感觉受了命运的捉弄。跟所有当兵的人一样，他们也心存某种迷信。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屈辱之感，以前对他们有利的一些东西现在都背叛了他们：成功，女人，获胜的运气以及战争中的运气。这些东西带给他们伤痛和羞辱，让他们突然对所有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产生了怀疑。

卡尔死后，阿弗纳就有过这种感觉，塔里法事件后这种感觉更甚。斯蒂夫多少也有过这种感觉。然而现在，这种感觉强烈地冲击着汉斯。

他变得爱反省了，也从来不多话了，几天根本不说一句话。虽然他跟以前一样，仍然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活，但却变得非常孤僻、超然，明显地疑虑重重，阿弗纳非常替他担心。同时他也不同意半途而废。他们没有真正谈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同意把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