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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对阎施教。这样，既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管教，又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阎锡山对陈秀卿也由陌生到了解，渐渐产生了好感。

1892年春，阎锡山8岁时，正式由曲家回到阎家。改入祖父阎青云所设立的大堡义塾。此后，每二三日去外祖母家一次。塾师曲本明，秀才出身，对学生要求很严。阎锡山在此主要学习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易知录等，并兼习八股文。阎锡山早起晚睡，学习很努力，很刻苦，学业进步很快。曲本明非常喜欢阎，于是汇报阎青云，说：“此子记忆力强，悟性特好，虽不多言，时有奇问。亦不多与诸儿童相嬉。”　阎青云为有这样的孙子很自豪，和邻里谈及阎锡山时总是扬长护短，认为早失母爱的孩子能有如此学业就不错了。

但是，阎锡山的年少性烈毛病并没彻底改变。过度的赞扬声反而助长了他的虚荣心。11岁那年，他与一个名叫曲满堂的玩耍弄翻了脸，曲满堂骂了他一些难听话，说“不那样你妈还不早死呢。”这对阎锡山形成了很大刺激，他突然拿出一把小镖刀，冷不防将曲满堂刺伤。　这件事发生后，阎青云一面向曲家赔礼道歉，一面意识到教育孙子的任务还很繁重，于是加强了对阎锡山的管教。

以后，阎青云对阎锡山朝夕督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之明了人情事理，掌握处人处事的诀窍。这种颇具现实意义的教育，逐步改变着阎锡山的秉性，对以后阎锡山深藏不露、老谋深算性格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大堡义塾的后期，阎锡山也曾学写八股文。八股文是经义论文中的变体，起于明宪宗成化以后，一篇文章之中，呆定地分作“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八股，每股和全篇都固定字数，不能不够，也不能超过。阎锡山的性情自然不愿被这种人为的铁网所羁，因而对此非常反感。直到老年以后，在他的《早年*》中尚有如下感叹：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尽人脑力的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在八股盛行的年代，一般少年均不喜欢深读，阎锡山倒是喜欢读书，只是非常厌恶写八股文，他觉得写八股文既费尽脑汁，又无实际价值。他的这种认识恐怕也是此后不久辍学习商的一大诱因。

一、年少经商　五台习商

至1896年底，阎锡山经过八年私塾的苦心研读，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亦略知梗概。

眼看着一过年就是14岁了，是继续深读，还是直接进入社会，在实践中求发展？这是摆在阎锡山面前可以选择的两条路子。

当时山西自清朝以来，好像就有一种传统的世俗，一般人家的子弟，年至十四五岁，读完私塾课程，就要进入社会，谋取一种职业，作为入世立身之阶。贫苦的人家让子弟去学习工艺，有钱的人家大多让子弟外出习商。习商实际上就是到商店里学着做生意，学洒扫、进退、应付、算计等经商的法则。但学工艺却与习商不同，学工艺叫做学徒，习商叫做相公。学工艺比较粗苦，一进去便与读书完全隔绝，完全是一种手艺性的工作。而习商在世人看来似乎是一种较“高贵”的工作，而且与读书没有完全绝缘。

在阎锡山看来，私塾内读书比较专门，但没有躬行实践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是习作八股文是白耗脑力，习商既可学会做人处事，又能利用业余继续读书。他在《论语》上找到的理论依据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于是就于次年（1897年）元宵节过后，告别了塾师和外祖母，跟着父亲阎书堂，来到五台县自家所开的“积庆长”商号当相公，习作经营商业。

“积庆长”商号，除经营一些杂货外，还出“钱帖子”（商店自行印发的一种纸币，简称“钱帖子”），门面不大，由阎书堂自东自掌。店员除了阎锡山外，还请了陈秀卿大姐的儿子梁世爵（阎锡山的姨兄）协办。

阎锡山到了商店后，很勤快，每天要作扫地、抹柜面、冲茶、端饭等杂活，在杂务中学习接待宾客、应对主顾等生意礼节，晚上关店后，才有闲功夫读书习字、练打算盘和记简单的账册。时过半年，他对店内的人事安排、经营得失，甚至交易方法、货物管理，逐渐有了通盘的了解，并把所有意见，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