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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这时国家农委、中科院等单位，决定在全国选十个县进行农村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最后每县要写出一本报告。让所里参加，这正是农经室的任务，白刚没有课题负担，便派他去参加，使他有机会到上海、江苏、四川等先进县去考察。考察的结果，他看到广大农村都处于贫困之中，即便南方的粮棉高产地区，粮食亩产千斤以上，亩产皮棉百斤，在那个年代，产量算十分高了，但除去成本除去征购也难得富裕。

一些富裕社队主要是依靠工副业，当时叫做“以工补农”。从全国有名的富裕社队他得到了启示：只靠种植粮棉油，农民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其实道理很明显，农民人均一二亩地，国家拿走一部分征购，购的部分都是低价。还要养社、队一批干部，除去生产成本，农民剩下的还有多少，把农民都死死地捆在土地上，怎么能富裕起来？不少地方，农民辛苦一年，一家老小还填不饱肚子啊！

根本出路是必须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他们务工经商才能摆脱困境。一些富裕社队，都是这样。虽然有些做法和现行政策抵触，但当地领导多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些地方已经是半公开了。所以他决定进行“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研究课题。在全国十个重点县调查的总结汇报时，他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国家农委领导的赞同。白刚向所里详细汇报以后，他的课题也得到了批准。

这样就必须摆脱“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束缚，冲破政策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转变一提农业就是种植业，一提农民就是种地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可是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非议“以粮为纲”仍然是一个禁区。让农民搞商业，更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连鸡蛋都必须卖给国家，何况其他？虽然允许社队搞集体企业，但当时政策却只允许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

白刚对这一系列的规定十分反感，搞商品经济要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怎么能把人和物资都捆在当地不准流通？不仅搞工副业如此，就是农业也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

所里让白刚带一些科技人员到基地县一个公社搞综合试点，原来和县里说好在点上给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但后来连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是县里统一指挥，稍有不同意见，公社、大队干部便要受处理，扣奖金，不准评先进，气得农民们都说全县的人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会种地。

白刚在点上的切身感受，又加上在全国各地的考察研究，逐渐地感觉到，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源，正是这种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种种政策和规定，剥夺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权，使农民只能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

其实白刚这种见解也并非多么高明，不是在老家时县委书记讲公社那一套规定禁忌时，连老农民都说这样只有穷死拉倒吗？只是人们受多年的传统思想束缚不敢多想、想到了也不敢多说而已。

想到这里，他也不敢想下去了。如果说打他右派是冤枉的，那么右派改正以后只有一年多的今天，再来一次反右，他岂不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派？他自己的顾虑还好说，而且也不怕丢官儿。他重新到省里工作时，家里的侄子、外甥们，都想要他那套木匠工具，说你到省里做官去了，还要这玩意儿干啥？

尽管不少人苦苦哀求，他却说什么也不给。公开说是他以后还要业余时间打家具，不能丢了木匠手艺。实际内心却是只要以后工作中受歧视、不顺心，他就宁肯回家还干木匠，也不肯低声下气地去忍受别人的白眼。

因为有了这种决心，他才敢于在研究中冲破禁区，政策不允许的事情，和高级领导不一致的意见，他也敢于写文章，也敢于在公开会议上大声疾呼。可是否定公社制度，这可非同小可。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形象的形容为升入天堂的天梯。前不久有一位全国著名大学的农经系领导，一级老教授，到所里基地县考察，准备写他参加世界农村发展学术会议的论文，白刚认为这是向大专家学习的好机会，专门去拜访，一问他的论文题目：《人民公社是金桥》，他说是十几个农经专家研究决定的，白刚再也不想探讨什么问题了。当时还是这种思想状况，你要是否定人民公社制度那还了得？

你宁可回家当木匠？恐怕那时就由不得你了。二十多年一家人在深渊中苦苦挣扎，刚刚重见天日，还想回到过去那种苦日子？不想自己也得为全家想想吧？这问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

年底所里举行关于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