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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踏上了他们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

1887年，即清光绪十三年，这一年也是后来与司徒雷登有着诸多交往的蒋介石出生之年。

斯图尔特夫妇看来对中国是真正地产生了感情，也可能是为了增加美国人去中国传教的兴趣，他们不断地把从中国带来的餐具和祭祀用品展示给人看，还让他们的儿子们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并用筷子进餐，用中文唱圣歌。

然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太大了，美国人对此很不理解，甚至对司徒他们进行冷嘲热讽。而这一切都使少年的司徒雷登感到无地自容。

一年的时间到了，斯图尔特夫妇返回杭州，随行带着四子罗伯特，把司徒雷登和次子戴维、三子沃伦留在美国就读。不幸的是，罗伯特在回杭以后因病夭折，年仅7岁。他成了司徒家族中第一位葬在杭州西湖的人。

司徒雷登先后就读于莫比尔市公立学校、弗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潘托普斯学校、汉普顿—悉尼学院，以后又执教于他毕业的潘托普斯学校。

在汉普顿—悉尼学院就读及其后在潘托普斯学校执教期间，司徒雷登受到了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

作为国际组织的基督教青年会是1851年传入美国的，并逐渐在传统的东部城市和一些大学中建立起了组织。1854年，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成立。1888年，以各学校青年会为基础，正式掀起了“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青年会发起这场运动，主张美国青年的精神复兴，并对拜金主义、*横流、强权外拓进行自我改造；大学生们应本着基督教的精神，积极投身这一事业，到海外去传播基督福音。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赴海外传教的学生已有6200余名；后来，又进一步扩展到8000多名，这其中的三分之一即2500多名是派往中国各城市的。

司徒雷登深受影响，很快成为青年会的会员，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青年会的会长，并且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暑期《圣经》会议。他说：

在那一段教书期间，我有两个夏天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立志海外传教运动在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城召开的大会。我感到，人们在那些会上对宗教信念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和为之献身的精神，给我以莫大的触动。同时，那些为促进这两次会议圆满召开，参加了会议，或在会上发了言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同样给我莫大的鼓舞。那两次会上所阐述的宗教信念与我过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无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稣成了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仅仅被当作神学的体现者了。

“去中国，并使中国基督化”（2）

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秋，司徒雷登辞去在潘托普斯学校担任的教授拉丁文和希腊语的教职，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重新成为一名学生。

1902年2月，司徒雷登作为神学院的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大会。同年，他被册立为长老会牧师，并获神学学士学位，决意前往中国杭州——他父母的所居之处去传教。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要从美国的历史谈起。美国建国后不久，在欧洲即爆发了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虽然同属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其实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法国大革命后来演变成疾风暴雨式的自下而上的街头暴力，而美国独立战争则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有产者领导，是一种自然甚至是有序的*革命。美国和他的母国英国一样，都对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混乱与血腥表示了反感。对新兴的美国政府而言，维系其共和政体的法律和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而与此相关，美国基督徒也开始响应英国十九世纪前后产生的福音传播运动，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名谓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组织诞生了，其发布的宣言中，有这样的话：

凡是能直接促进不朽、灵魂得救的事物，都是非语言所能表达，非理智所能想象的。有谁能够对因忏悔而得救后的快乐加以形容？又有谁能够对因无法得救而导致的无尽恐惧和痛苦加以叙述？谁又能将造福整个国家，革新全世界，解救人类于魔鬼之中，使成上帝之子，得享光荣、自由等伟大尝试加以适切的描绘？

从此以后，海外传教活动成为美国教会的固定工作。

1872年，美国南部浸信教会在其报告中更是直接提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