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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亦稔友，他告我道，监狱建后，本有修建地方审判厅及看守所之计划，适逢国变，遂不果行，如有经费当仍照原计划进行。但在我任律师时，未见实行，惟稍清洁而已。

有一次赴保定出庭，旁听席满，添设板凳，亦皆站满，大都为保定法政学堂学生，无非震于虚名，都来旁听。及返旅馆，见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暗觉可笑。晚饭后，有二十余乡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师申寃。余出中庭，请他们起来，问要申什么冤？他们齐声说道，我们都是种地人，有跟人争田亩界线不清的事，也有争夺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得不公平。我们正在农忙时候，没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诉，等到农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递呈子，挂牌出来，都被批驳，说上诉过期，不准上诉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师到京为我们想法申冤。我想农民没有法律知识，跟他们讲过期不能上诉的律文他们也不会明白，只安慰他们，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们，我不是法官，准不准也没有把握，如果不能达到目的，要请你们原谅。后我想，总得想一办法补救，于是向仲和建议，乡民不懂法律，应该想一变通办法，在法官宣读判词后，即高声向当事人说，你们如果不服，应在法定期内上诉，过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诉。在此当堂声明不服，亦可记录下来，算已上诉，再补递呈子。后大理院照此办法通令各级法院一律照办。那时人民毫无法律知识，亦是可怜，把律师当作以前的巡按，更为可笑。有一天，忽接到当选蒙古议员证书，甚为诧异。余既不是蒙古人，又没有参加竞选，何来当选议员。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为汤化龙。后来知道，蒙古议员，名为选举，实由总统指派，故蒙古议员中，满蒙汉人都有。此事闻系项城知我清贫，暗示补助之意，在我亦无闲过问，只好听之。有时空闲，亦到国会应应卯。有一次，余到国会，适逢陆子兴（徵祥）兼摄总理，到国会宣布施政方针。陆氏登台后，以温和有礼貌的外交家态度，先说久在外国，中国情形不熟，要请众位指教。又说外交官最讲礼节，即如宴会时，如何接待宾客，尤其对于女宾更要注意。我在俄国时，俄皇宴客礼节之周到，即菜单亦如何讲究，我尚保存。这虽小节，于情感体面有关，亦不可不讲等语。议员听了，已有嘘嘘之声。又说弱国外交，真是难办，只有忍气，但望以后国家强盛等语。即有议员起立说，今天请总理来讲施政方针，不是请你来讲外交礼节的。亦有人喊，快将施政方针说出来。陆氏又说因为弱国外交难办，所以要请国会诸君，与致府方针合一，方能对付。说到此即有人喊，你的方针没有说出来，怎能要我们合一？陆君仍旧慢条斯理的说，诸君不要忙，我自会慢慢的说出来的。我看议员有点不耐烦，因有他事，我先走了，不知如何结局，听说后来闹到一哄而散。时国会与政府，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冲突，子兴因与俄使磋商外蒙古事，议订条件六项，被国会否决，愤而辞职。那时国会有无上之权，不断与政府意见冲突，扰攘不巳。我则做我的律师，一概不问，即中山北上，召集国会等亦未尝过问。一日，有前商部同事冒鹤亭（广生）君来访。他说君在前清，乎大用，因亲日为舆论不满，今民党亦为此病君。君以有为之年，遭此挫折，我为君惜。我为君计，应一反作风，做几篇大骂日本的文章，登载报上，以转移人的观念，君如有意，我愿效劳。我谢其好意，即说若如君说，是投机政客之所为，非我之愿也。人谓我亲日，我不否认，惟我之亲日，由于情感，非为势利，可亲则亲，不可亲即不亲，故我之亲日，并非媚日。况在失意之时，忽变态度，无故骂人，徒贻人笑，反损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国的官，亦觉心安理得。彼听而笑曰，君真可谓不识时务者矣，即别去。我做律师时，有时到天津出庭，时天津日本总领事为小幡酉吉。日本租界尚未发达，空地甚多，他劝我在租界租地。其时日租界租地，每坪只值银元五角（每坪长六尺宽三尺）。他说，你倘备万元，五年内可加十倍。我那时哪有余款，然后来日租界地租价，五年后何止十倍。盖时局不定，各租界反成繁荣，此一定之理。但我幸没钱租地，不然，在日本租界，拥有偌大地皮，更为人藉口攻击之资矣。

三七　选举总统公民团起哄

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我想既身为议员，这一张投票权不应放弃，遂出席国会，议员已到了不少。时国会中尚有国民党议员，俟议员到齐后，忽将大门锁闭，听外面人声嘈杂，只听得喊我们是公民团，代表民众监督你们的。大总统只有袁世凯应该当选，我们是拥护袁世凯当选*大总统的。你们议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