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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人政治（3）

应该说，解构家庭的论调，并非只由西方思想家专美。中国第一部可与西方乌托邦作品相媲美的乌托邦著作，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该书直接继承了《理想国》、《太阳城》取消家庭的传统。

康有为主张：“男女听立交好之约，量定限期，不得为夫妇”，“不得为终身之约”，“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欢好者许期续约”。这实际上是取消传统婚姻制度，取消家庭。当然，康有为的取消家庭，主要是着眼于构建“大同”世界。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康有为还提出要改良人种，实行“杂婚之法”：“地既迁矣，则与黄人白人杂居，于是创奖励杂婚之格。凡有男子能与棕黑人女子交，女子能与棕黑人男子交者，予以仁人徽章。异其礼貌，则杂婚者众而人种易变矣。徽章名曰‘改良人种’。”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改良人种的论述。他专门提出了“外婚制”，主张中国男女要嫁出去、娶进来，实行中外通婚：“俄人性质刚强正足以补我族文弱的短失，吸收冒险、神秘与宏大的性格，同时我人给予伊们温柔优容的心情，会见亚洲人的亚洲定是些中俄混合人种的天下。”同时，他还主张与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本国的汉人与满、蒙、回、藏人通婚，通过与不同种族的通婚，“不独使情人制更加发展，它又是达到种族互相了解及世界大同的最好方法。”作为身处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康有为、张竞生或许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心系民族命运、渴望强种救国的“文化想象”和“国家动机”却是殊途同归的。

“新女性中心论”也并非张竞生个人的发明。据台湾学者彭小妍的研究，萨德侯爵在18　世纪末就已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在《朱丽叶——邪恶的荣耀》一书中，修道院院长教导女学生以性作为武器操纵男人，大力鼓吹打倒父权、教会体制，建构一个女性主导的乌托邦。上海文艺出版社20　世纪20　年代出版的《世界婚姻文化丛书》也可能是影响来源之一。该丛书其中一本题名就叫《女性中心说》，为夏尊根据日本社会主义者利彦及妇女运动领导者兼社会主义者川菊荣的日文版本翻译。原作者为美国社会学家及妇女运动支持者瓦特，原著名为《纯粹社会学》。日文译本是由原著第十四章翻译而来，原著的第十四章篇名为《物种演化史》，但日文译本把其名称改为《女性中心说》。事实上原作者所鼓吹的就是社会原本以女性为中心，目前男性为中心现象并不合乎自然，应该再回到女性主权的社会。利彦在序言中说明，瓦特自己也认为第十四章应发展为一单独研究；他同意瓦特的看法：父权之所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男人的聪明才智渐开，发现了性交与怀孕的关系，于是导致父权意识的觉醒。但他批评瓦特没有注意到导致父权体制的经济因素，例如男性财产继承权的发展等。另外，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认为，情欲是与生俱来的，不应受婚姻制度的束缚，甚至可以一天换一个性伴侣，以避免流于厌倦，其乌托邦思想无疑也渗透进了张竞生的情人制理论。

无论是“异族通婚，世界大同”，还是“女性中心，情人制度”，张竞生始终没有摆脱“一新中国”的家国情结，也始终没有放弃强种强国的文化情怀。在张竞生的构想中，情人政治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致力建设一个“美善的社会组织”。这个理想中的社会组织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社会有真正的公道，二是个人有真正的自由。

三、情人政治（4）

为了实现社会的公道与自由，张竞生苦心孤诣地设计了一套制度安排，来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

首先是共法与互约。这是就法律制度而言。共法，是指大家都认可的某些法规，这些法规中，不应包括某些强行执行的具体条文，而只是一些粗略的规则。互约，是指当事人根据自由意志，互相商定，就某些具体事务双方确立的契约。比如关于婚姻法，只做如下规定：“凡由男女两方情意相投而结合者就享有夫妻的权利与义务”，这就是“共法”。至于如何结合，应具备什么条件，均由当事人自己商定，这就是“互约”。这样，法律仅仅成为一种社会的指南针，给人民指明一个最好的方向，却没有强迫人民必须非往哪里走不可，既保证社会的稳定，又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的自由。

其次是共权与分能。这是就社会体制而言。共权，是指权力归全体人民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