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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是增加了阉宦的使用数量，但资格标准并未明显扩大。如亲王可用太监四十名，郡王可用三十名，贝勒可用二十名，一品衔文武大臣可用太监四名等。由于私宅所用宦官的薪俸照例是由各家自行承担的，因而朝廷同时规定，在上述限额之内，有不愿多役使阉宦的，听其自便，不必拘于规定；反之，若任意滥用超出定额，则以违制论罪。不过，朝廷的这些规定似乎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尤其是突破限额多用的情形时有发生。至道光年间，朝廷索性取消了王公大臣役使阉宦数量的限制，规定：“嗣后王公、一二品大员使用太监数目，不必定以限制，多少听其自便。”由此，投充私宅便成为不能进宫的阉人的重要选择。

那些既不能入宫，又无缘投身权贵之家的阉人，其处境往往相当凄惨。按朝廷的规定，凡是未能选用的阉人都须遣还原籍，而不许在京城滞留。对私自留在京城不归者，或重杖逐归原籍，或谪发为卒戍边。然而既已成为阉人，内心希冀的就是入宫成为宦官，一旦被逐归或谪戍，那么全部的心血就会付诸东流。所以那些被逐出京城的阉人常常会重新潜逃回来，耐心地苦熬日月，等待下一次录用的机会。刘若愚所著《酌中志》曾记载了一些被世人称为“无名白”的阉人。他们大多都是没有入选的自宫者，平日散居在皇城内外。按当时的习惯，凡是宫中内宦都到皇城外有澡堂子的佛寺中沐浴。那些“无名白”为了生计，便到佛寺内为内宦擦澡讨赏，同时恐怕也有趁机结交宫中高层宦官以求幸进的意思在里面。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则记载了一些没被选上的自宫者四处流浪，并在京师附近强行乞讨，甚至聚众打劫的事例，世人将那些人称为“丐阉”。沈德符记载说，他曾亲眼看到过几十名自宫者藏在残垣败壁间，注视往来的车马。体质稍弱的自宫者上前乞讨，而稍有力气的自宫者则奔过去勒住车马，强行讨索。如果只是三三两两的过往骑客，而旷野中再无他人，丐阉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奔行出来，勒住马，抓住骑者要害之地，将他们值钱的东西抢夺一空，甚至连稍好点儿的衣服都悉数剥下，然后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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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身份的双重性（1）

历史上的宦官，就其整体而言，一般同时具有君主家奴和朝廷官员这双重身份，但在严格意义上，却并非所有的内廷阉人都能称作宦“官”。早期出现的宫廷阉人，基本上来源于受过宫刑的战俘与罪犯，职役下贱，地位卑微，根本不具有朝廷官员的身份，而是纯粹的宫廷奴隶。自春秋战国以降，尽管内廷宦者的地位总体上有所上升，一些上层宦官甚至被授予官品，但仍然不能摆脱“家奴”的身份。

从历代宦官的职掌来看，他们主要是侍奉君主及其家族成员，承担宫廷内有关衣食住行以及洒扫庭除等方面的使令杂役。诸如掌管宫内及苑囿的守护、陈设、洒扫、坐更以及巡察火烛、晨昏启闭；收藏皇家实录圣训，收贮赏用器物，收贮古玩书画，收藏御宝和勋臣黄册；稽察大小臣工出入宫廷，呈报值宿卫名单，传宣谕旨，引带召对人员，并承接题奏事件；铺陈寝宫帏幔，侍候御用冠袍带履，随侍执伞执炉，供奉香烛，承应传取，承应请轿，近御随侍；伺候宸翰及收掌文房书籍、笔墨物件；司掌上用膳馐及各宫馔品，司掌节令宴席随侍，引领御医各宫请脉及煎制药饵；司掌畜养鹰鹞、猎犬、鸽子及其他禽兽，浇培花树饲养仙鹤池鱼；司掌运水添缸，安设熟火，运送木柴煤炭，宫内烧炕，带领造办处内外工匠造办宫中所需一切物件；司掌皇太后、皇后、妃嫔、皇子、公主的生活起居及一应杂务；司掌祭神省牲以及充道士奉诵经忏，充僧者喇嘛以修佛事，如此等等。

从以上所列也可以明显看出，宫中宦官所掌可谓是包含了油盐酱醋茶、吃喝拉撒睡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皇上及宫中太后、妃嫔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的侍奉，而侍奉皇上及后妃也是宦官最主要的职责。即使是在宦官内部出现分化之后，一部分宦官跻身于官吏等级序列，甚至被授予爵位官品，但仍须以侍奉君主及其家人为第一要务。换言之，他们仍旧不能摆脱家奴的身份。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身份由单纯的宫廷奴隶到兼有朝廷官员身份的转化，大致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而到秦汉时期基本完成的。尤其是在宦官势力猖獗的唐代和明代，宦官们实际执掌的一般都大大超出了内廷事务的范围，其官僚化趋势相当明显。与之相联系，宦官的身份地位也超越“家奴”之外，进而具有了国家官员的身份。

宦官队伍的官僚化首先是通过宦官机构的衙门化来实现的。明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