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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货币信用标准，这在中外货币史上是第一次。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悲剧，唐朝自此由盛转衰。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丁减少，按人丁收税，财政收入锐减。不过，皇帝还是很聪明的，很快就找到了新财路。

人丁少了，按财产纳税皇帝也不反对。

这被称为唐朝“两税法”：所有人都在居住地纳税，每年两次，纳税数量按财产划分，朝廷不再收实物税，两税以钱缴纳。

李渊曾自认是老子的子孙，因此唐初道教地位很高。武则天登基后打击皇族，道教当然是打击对象，于是她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在武则天时代佛教开始兴盛。（《老子化胡经》是典型的阿Q思维，大意是说如来佛祖其实就是老子）

先秦儒学提出“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所以我们的历史从来就看淡宗教，以至于培根指责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民族。到了皇权独大的时代，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工具，以此来支持皇帝权力，唐朝僧尼、道士都需要户部发给度牒，也就是宗教工作证。

第二章　西汉的财富（25）

皇帝才是真正的教主，可以决定你是否是信徒。

崇佛还是崇道，要看教主的心思。

宗教并不总是符合教主心思，比如寺庙僧徒可以不纳丁税，也可以不纳财产税，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事情在禅宗这里得到了解决。

禅宗六祖慧曾写下了一首偈帖，并由此创立了禅宗的南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使落尘埃。”

这首偈帖的真实含义就是：佛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佛，只要静下心来，大家都是佛祖。

佛法都不见了，“一切诸法皆由心造，诸缘顿熄。”既然如此，皇帝当然可以是佛；既然如此，信徒还是照常纳税。

在文明传承上，禅宗在中国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唐代儒学的映射。唐朝儒生可以不拘泥于《正义》自由讲经，安史之乱后啖助著《春秋统例》，韩愈著《论语笔解》，儒学大师连《春秋》、《论语》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解释，更别说《五经正义》了。

佛家宣扬灭情灭性，人世间的情欲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却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在人情伦理中才能体现儒家修养。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却能达到韩愈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流行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如果神真的要泯灭人性，即使真的有神，又有何意义？

唐朝的信用形式

唐朝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很多信用形式，多数出现在中晚期，最为著名的，就是飞钱。

唐朝显然缺铜钱，很多地方开始不准铜钱出境。这就难为了商人，由此，中国人开始使用货币汇兑——飞钱，也称“变换”。

京城的人如果手持大量货币，首先未必能出城，即使能出城，带着一车铜钱也没准碰上强盗。无论这些钱来自贪污还是经商，自己的钱变成别人的钱，总是很痛苦的事。当时，地方各道都在长安设有进奏院（驻京办），通过进奏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商人把钱交到进奏院，然后领取一张凭证，另外一张凭证会随着公文送回本道，商人回原籍后依凭证取钱；进奏院拿到钱后可以直接缴纳本道赋税。飞钱属于汇兑业务，不是纸币。这种汇兑，好像钱在两地飞来飞去，因此取名“飞钱”。

后来，朝廷看中了“飞钱”收益，既然进奏院可以做，朝廷也可以，而且还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想法是好的，做法是差的。

官府把这个生意交给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办理，汇费收到百分之十（千钱百文），因此无人问津。在李隆基过问下，朝廷终于将飞钱改为公益事业，免费。只是到了唐末，地方官府收到三司开出的飞钱，经常留难拖延不付（以此疑惑商人，乃致当司用度不充），飞钱逐渐失去了信用，也就衰亡了。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汇兑业务，而汇兑靠的是信用。

对那个时代的居民来说，朝廷在一定条件下还是可以信赖的，倒不是朝廷一定比商人讲信用，朝廷府库的钱总比商人多，而且朝廷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消失，即使灭亡过程也很漫长，至少比某个商户败亡时间要长。

第一代汇兑飞钱，因朝廷信用起，又因朝廷信用终。

唐朝商业发展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

唐朝以前，人们也需要走州过县做生意，必然带着现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