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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1951年2月22日早晨，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先生偕同同事全慰天先生，在北京前门车站登上火车，一路向南进发。潘光旦教授是著名爱国*人士、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此时任民盟中央常委、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刚刚一年多，后来被称为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土地改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潘光旦教授几个月前刚刚参加了北京市郊丰台区的土改运动。此行是响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部的号召，前往太湖流域考察、访问苏南土地改革的。

潘光旦1898年生于江苏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其祖先16代以前就离开农村，进入市镇，一向商读兼营。家中除了不到十亩供祖宗长眠的坟地外，从未有过其他田产。除了清明祭扫的日子，平时和农民基本上不接触。家世如此，而他个人，13岁起便离家，到北方及外国读书。归国就业后，一直生活在北京、上海、昆明三个城市中，对于农村的实际情况，基本不了解。所以，对于这次考察、访问的机会——尤其又是在故乡，他觉得十分可贵。

在苏南，他们深入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考察了一个半月时间。由杭州回北京后，经过四个多月的整理归纳，写出了著名的《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在这部著作中，真实地记录地主的罪恶、农民的仇恨和土地的血泪。

苏南农村曾普遍流行一首歌谣：“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三条路：投河、上吊、坐监牢！”这首歌谣反映着血泪的现实。正因为“租米重、利钱高”，农民受尽地主的逼迫，无可奈何，只有“投河、上吊、坐监牢”一类的死路可走。对这种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下的惨酷现象，《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里这么记述道：

吴江震泽区一次300人的农民代表大会上，大家诉了苦。统计结果，全区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有423人；被*致死的有105人，其中打死的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直接杀死的45人；被迫出卖的子女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占去的土地共有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耕牛15头，羊10500只。

吴江黎里区平林乡也有同样情形。我们在土地改革展览会上看到一张统计表：全乡因交不出租被迫坐牢的有370人，其中在监牢中病死的有7人，有人最多坐牢达18次，有人最长坐牢达15年；被迫卖掉农具、家具及耕牛的有220户；被迫卖田的有71户；被直接打死的有10人；被迫当雇工的有79人，被迫卖儿女的有85户；被迫讨饭的有5人。

又常熟大义区童庄乡，555户农民，在土地改革前十年之内，共缴出租米47600余石；由于无田无粮而弄死小孩的共有55户；吃租米官司的有81人；卖掉女儿、小孩的有28家；因交租米而受气或被逼致死的5人；因被逼缴租而家破人亡的有12户。

又吴县光福区的3个乡，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六的17年里，有14个农民因交不出租活活被地主逼死。其中建新乡一个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有212个农民被抓去坐过监牢；永安乡迂里村全村215户中，竟有108户有人坐过监牢。

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就曾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一人杀害了59条人命。常熟又一地主杨春华，一人竟杀害了100多条人命。吴江震泽区地主邱辅卿，农民给他的绰号是“邱要命”；他家中私设的牢房，可以同时关上20多个人。

引子（2）

苏南地主因追租而*农民的现象不但非常普遍，而且手段极为毒辣和残酷。

好比吴县一带，地主因追租把农民抓去坐监牢之后，不但要农民照数交租，还要强迫交“人房钱”（农民叫监牢做人房）、“出差钱”、“稻草钱”、“送饭钱”、“看守钱”、“开锁钱”等花费。苏州郊区地主沈望山，因追租拆了农民周保富的房子，回头并叫周保富出拆屋工钱。真是你越没有钱，越要像石子榨油似的在你身上榨些出来。

无锡地主薛念恩，常使欠租农民“吃毛竹筷”或“坐冷砖头”。吃毛竹筷，是把农民的五个手指头缚牢后，再用铁锤把削尖的毛竹筷敲到指甲缝里去。坐冷砖头，是寒冬腊月冰雪天里的事。把欠租农民的棉裤棉袄剥下来，两只手反缚在柱子上，腰子直挺挺的，屁股坐着一块冷冰冰的砖头，坐热一块换一块。

常熟唐市区地主殷式如，绰号“黑鲢鱼”，有一种毒辣方法叫“滚笆篓”。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