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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除钱粮负担外，每年还忍受着各种苛捐杂税的重重剥削，若仅以钱粮负担来看，似乎并不很重，但从农民全年总的负担额计算，不但超过了解放后的公粮负担三四倍，而且是非常惊人与残酷的。

据永新县李明秀口述，他是中农成份，全家6口人，全年收入6200斤，每年负担壮丁费8石，电话费2桶（1桶18斤），桥梁派工费石，运粮费2石，招待费2石，草鞋香烟费1石，乡公所办公费2石，屠税12石（每年杀猪所缴的税），柴草费1桶半，食米1桶半，田亩捐1石，乡公所过节费，乡长到县开会及县长到乡开会的路费和其他用费4石，子弹费1桶，全年总负担3708斤（钱粮负担尚未计入），每人平均618斤，占全家正产物总收入的％强。但解放后，只出公粮1320斤（其中熬糖出公粮4石），每人平均220斤，占全家总收入的％强。因此，他说，按人民政府对中农征粮的政策18％来说多出了一点，但比国民党时轻的多。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4）

又如东乡县周仁堂，中农成份，全家10口人，全年收入5150斤（钱粮负担包括在内），解放前共负担2720斤，每人平均272斤，占全年总收入％强。解放后，秋征负担919斤，每人平均92斤弱，占全年总收入％。

又如星子县一户贫农6口人，全年负担壮丁费8石，保甲费1石5，公粮2石5，屠税1石8，县地方粮1石5，“战乱”税1石，采购费1石，修路费2斗，招待费5升，开办费1斗，乡公所地方粮3斗，月捐2斗，草鞋费8斗，人头捐1斗，门牌税与服装税2斗，户口税1石2，办公费1斗，共计全年负担2035斤，每人平均339斤强。

又如崇仁县一户富农5口人，全年负担2538斤，每人平均507斤，一户中农4口人，全年负担1790斤，每人平均447斤，一户贫农5口人全年负担2751斤，每人平均550斤。

如将上述6户36人总计计算，共负担粮15602斤，每人平均负担433斤。全省农村人口约1200万，如按每人平均负担433斤计算，则总的负担额为亿斤。江西全省以4000万亩土地计算（包括旱地及一部分荒地在内），每年1亩平均产量250斤，全年正产物总产量共为100亿斤。这样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占总产量的％强。由此可见国民党统治时代乡村农民的负担是何等的重！但是农村的恶霸地主与乡长以上的基层官吏，利用政治上的权势，他们一般不但不出负担，而且还从中大量贪污，以饱私囊，有些富农负担也比较轻，这样就使农民的负担特别加重，这说明国民党的负担制度是极端不合理的，是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

5、湖南农村的三大特点

抗战后直到解放前的12年间，湖南的农村像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一样，有过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土地更加集中，使用却更加分散；封建剥削更加残酷；起来一批新兴的当权地主；加以天灾人祸，国民党当权者的无限劫掠，农村经济破产达到空前的程度。

在抗战前，中国土地关系的基本趋向之一，是地权日渐集中，但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法币的贬值，大批商业、官僚和金融资本都趋向于土地投机。在国民党统治区，土地的兼并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湖南的情形虽不如四川凶猛，但当时即使处于湘北前线的各县，也都有过土地争购的浪潮。1940年以后，滨洞庭湖各县强行拦筑的堤垸（即围湖造田）即达48个。解放战争中的几年，国民党政府掠夺更紧，又连年灾荒，曾引起地价下跌，土地兼并一度迟缓。但农民被灾荒逼迫，抛售仅有的小量土地，因而也更造成地主垄断地权的机会，如湘南、湘中各地灾区，以“石谷石田”（即1石稻谷买1石田）强迫收买农民土地者，仍比比皆是。解放前夜，人心待变，土地买卖多趋停顿。

抗战前，兼并土地者主要是土著的地主和少数军阀官僚分子。抗战开始后的12年来，换了一批新人物，他们是国民党的大小党棍、官僚、军阀和商业投机家，他们依靠政治权力巧取强夺，又能在投机市场上兴风作浪，以进行土地兼并。在乡村中，新兴地主当权派，多是几位一体的人物，即乡保长、党团分子、民意代表、圈子大爷，又兼投机商人，有的更兼土匪恶霸。这些人往往就成为农民起来后的斗争对象。一般不会兼营投机商业，不直接参与反动集团的中小地主，有许多也受地主当权派的压迫而日渐没落。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