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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是这样，洞庭湖是这样？花赛圩也是这样，那么山区呢？

不用说，山区也是这样！不是早就有一位诗人说过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5、天目山的“典妻”悲剧

茂林修竹、叠山重岭的浙西山区，集中了江南风光之美。美丽的天目山是人们消闲冶游的乐园。但这“乐园”的底层，蕴藏着农民的悲愤。封建的土地制度下，山林的被霸占，给美丽的江南风光，涂上了暗淡的颜色。

解放前夕，在天目山区周围11个县的临安专区，除了数目不多的城镇以外，到处是三三两两的灰色茅棚，分散地伫立在山沟山腰甚至山顶上。千千万万的荒山开垦者——贫苦农民，就在这些茅棚里居住。类似这样的山区，在浙江省占了71％以上。该区山多田少，山林占全专区面积的80％。天目山主峰西南部的昌化、分水等县山的面积竟占达90％以上。在这些高山重岭中，可耕的土地数量极少，全专区人口百余万，仅有120万亩田地。耕田虽如此少，而占人口4％的地主阶级竟占有土地达50％。占人口90％的农民只对40％的瘦脊土地有所有权。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口则是根本失去了土地或只占有极少量的土地。土地缺乏，使全区50％至60％的农民不得不依靠经营山林而生活。他们傍田而居，依山筑舍，整年整月地进行着过度的和冒险的操劳。许许多多人世世代代开山种地，却终生没有一块土地。

地主由土地的兼并发展到山林的霸占，有钱有势的人向官府“报粮认税”领取山林，有的则依靠势力“指山为界”，将大片“无主”的山林归并在自己私造的契约之内。如分水县蠡湖乡在1917年以前人口特别少，许多山林无主经营。1917年段祺瑞执政时，勒令建立清山局，要群众领山认税。清山局多为地主豪绅所把持，该乡清山局即是本乡的满清拔贡王秉融任总董事，王曾任淳安县知事，其子王植民任清山局秘书，父子二人总揽大权，霸占了该乡四分之一的山林。

乐清县芙蓉西塍村余鼎三，是由大官僚变为大恶霸地主的。余鼎三曾当过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中将师长，代理过十九军军长。在做官任上，他仗势捞到了不少钱，到乡里用低价强买了农民300多亩田。由于当地山多田少，这点田产当然满足不了这个大恶霸的欲望。于是，他一回到乡间，就贴出“封山条例”，霸占了芙蓉地区所有的“官山”，不准当地农民上山砍一根柴草。余鼎三霸占这片山地后，坐上一个特制的沙发轿子，亲自查看了十多天。最后狂喜地翘起大拇指说：“鸟飞十里，歇的是余家树；人行百里，走的是余家路！”而且他还狂妄地宣布，为了名副其实，从这天起，将自己的名字改作“余鼎山”。

第一章 黑手高悬（13）

到解放时，临安专区除部分尚未开垦的原始山林和无用的“无主”荒山之外，地主霸占可经营的山林竞达70％以上。孝丰县大地主周茂兴占有山林将近万亩以上。山亩的计算有“喝山亩”（即喊声所至为1亩）及“敲锣亩”、“滚石亩”、“估山亩”等各种方法，其实际占有面积往往超过其亩数的数十倍。孝丰、临安、於潜等地地主霸占山林的范围有的遍及一乡一县。

天目山周围的几个县中，几乎每县都有着占山为王的土皇帝。例如临安县的“雌老虎”、孝丰县的“四大老爷”、於潜县的“四大家”、昌化县的“陈家五虎”。该区地主普遍实行一种征收农民60％或70％租谷的“订租制”，佃户所需的牛力肥料均由自己负担，有些田坏的农民辛苦一年却只得二成或一成。在许多地区又有预租制、包租制、活租制及空头租、劳役租、兵役租、送年节礼等苛刻的超经济剥削。

国民党统治时期，农村的地主和国民党政权密切地结合着，所有的伪乡长都是地主或地主的爪牙充任。自抗日战争以来反动党团的势力更是深入到浙西山区，当时在昌化县曾流传着一句“无党不成家”的谚语，许多恶霸地主控制了政权，拥有武装，甚至乡长有杀人的权力。於潜县出租千亩土地的大地主邵展成，曾经打死饿死七八个农民，邵家拥有数十支短枪、步枪和4挺机枪，租种邵家土地的农民每年须有几个月的“兵役租”替邵家去剿匪。

种种罪恶的封建剥削和反动的统治严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生产情绪，许多农民不敢增施肥料、不敢开塘灌田。临安县新溪乡北山谷里钱阿火等十几家农民就是因为数十年的辛苦将荒山开成田，将坏田变好田，而租子由80斤一直加到160斤。山谷里的稻田常年怕旱，但他们怕开了水塘以后地主又要加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