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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黑手高悬（11）

除此以外，每逢大水破圩时，吴家乘机骗取上千农民盖章按手印，联名向伪政府请求救济。1948年吴家曾用这办法领了500担米，修圩的农民们连糠皮也未见一粒。

吴家在花赛圩25年的残酷压榨事实，不可胜数。开国大土改前，当你问起每个老百姓时，他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吴老爷家害人事件，三天三夜说不完。”因为圩是吴家的，所有水塘、土地都归吴家所有，农民不准捕鱼、种树及其它任何副业生产。他对鱼业的剥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账制，农民车塘或捕捉时，必须事先报请吴家派人监督，凡鱼满四两重的归吴家，小的归农民；另一种是包账制，即某个塘农民以交若干数量米包下，但较大的塘农民除纳包账米外，另要负担无理的额外剥削，吴家要大鱼拿几十斤或百余斤不等，说是“老爷吃的”。每个塘的包米四五石至六七石不等，每年鱼的出产，吴家所得至少在大米百石以上。好多农民因为生活无办法，捉几条鱼而受到吴家的打罚的很多。

1948年1月，李城埂农民徐成贵、何登仙、任强喜等因天寒岁暮，生活困难，于是冒严寒，打破冰块，赤膊摸鱼，结果所捕的鱼被吴家拿去。而且就因为这一点事，在那年11月，吴家嗾使爪牙，一夜从该村捉去8名壮丁。同年3月，北埂头农民张小和、徐光仁等6人，私自车塘捉鱼，除鱼全数没收外，并将带头的张小和带到吴家押起来，后经全村农民跪求，处罚了60个工做圩才释放。但没多久，又将张小和捉去当壮丁（张小和在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俘虏，后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每次圩里如被水淹而退水较早，可能长出二道稻，但此稻不归农民收割，由吴家分段包与人放鸭，每只鸭约可得租稻十斤，这种剥削，真是无孔不入！除此之外，吴家自己养鸭鹅数千只，可以随便损害农民庄稼，而农民养鸭鹅，每只要纳税米3升，比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还要厉害几倍。农民在塘里种藕，到挖取时，亦必须报请吴家派人监视，三七分，吴家不费吹灰之力，每担得70斤，还要送到吴家门上。农民花种钱，花劳动力，每担只得30斤。有一年，徐湾农民8人，合伙放了一塘藕，没有通知吴家，险些闹得拆屋毁灶、赶出圩外。他的几个狗腿子，如吴子长（跛子）、吴怀国等，依附大地主吴国光势力，也可以随便借粮，随便牵牛耕田，随便使唤农民。有一次，港口农民因私自挖藕犯了吴家的“法”，被吴跛子痛打一顿后还说：“打死了你，还要割你块肉去见吴团长。”

农民在圩上所种树木，不准农民砍伐、打柴。因此谁也不愿植树，所以全圩光秃秃，极少树木。凡种吴家的田，租票每年都要调换，在一年中，农民犯了地主吴家的“法”，第二年即要抽起田，给旁人耕种。同时换租票要办酒，要花中费，这是农民所受又一次额外剥削。

这一年如果不破圩，不管荒熟年一律要上全租。有一年田禾欠收，夹河口村农民置备了酒席，请吴南陔来看租，央求他减少租稻，吴大吃一顿后，看了看田反说：“今年稻子长得很好，每亩加租20斤。”农民再也不敢要求减租了。

吴家依仗官僚势力，概不负担反动政府的保甲捐、壮丁捐、自卫捐等一切苛捐杂税。而为了*农民的反抗，吴家平日在门前武装站岗，俨然衙门，并在郝村、港口两处，各设监房一所，犯他家“法”的，随时拘押，重的还要送县里。另外还有捆绑、吊打、游埂等种种私刑。有一次，徐湾农民家的耕牛吃了吴家3棵稻，牛被吴家扣留，结果以300斤稻赎回。

第一章 黑手高悬（12）

吴南陔死后，其子吴国光勾结上了匪首张宗良，所以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充任了伪三青团郎溪支团长。吴南陔的侄子吴常熙，做了国民党郎溪县党部书记长，有了这些官僚势力，吴家对老百姓的压榨更日甚一日。

1946年，伪建设厅为修筑花赛圩拨稻500担，全被吴国光私吞。他巧立名目，以每亩田征土200担来修圩，将公粮买枪十几支。从此，吴国光全副美式武装配备，出门非马即轿，卫士4人，各执冲锋枪，前呼后拥。这些武装除保镖工作外，最重要的，就是帮他催租和压迫农民。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歼灭，解放军眼看渡江，吴国光在1949年1月，组织反动武装——七六O三部队，以菜籽100担，小麦200担的代价，买了团长名义，流窜东坝、高淳一带当“吃光队”，解放前逃往台湾。

海边是这样，江边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