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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现在和将来的行为论》，校长蔡元培亲自主持。

张竞生五天之内，两次踏上北大三院大礼堂这个学校最重要的讲坛，作有象征意义的演讲，这在北大也是少有的。在演讲中，张竞生提出了“行为论”的概念，认为“行为论”乃是研究如何使人得到最善良的行为的一种学理和方法。这是他近年研究和讲授伦理学的新收获。他充满自信地预言，“相对论”已在物理学上获得极大成功，“行为论”也将在社会学上做出极大贡献。“社会学的现象，外面虽极混乱繁杂，但能由行为论上入手，用下了一个哲学和科学组合的方法，自然可望得了一个融会贯通的功能，将信仰、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科学、艺术、伦理等等社会问题汇通起来合成一贯……所以‘行为论’不止单为伦理学的模型，直是一个整个社会学的基础。”在探讨如何用“外观的、不是内察的，比较的、不是自省的，遗传的、不是良知的，习惯的、不是本性的，与社会相关的、不是个人的”这个新的科学方法讨论人类行为何以成立的理由时，张竞生既有对人性的体察，又有对现实的批判；同时，也能用辩证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提出了如何完善修正人类行为，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地，表现了一个学者诚实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

张竞生的这一演讲以其全新的立论与开阔的视野，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日后成为屡被提起的北大经典演讲之一。

在北大校庆的气氛渐次达到高潮的时候，北大学子期望爱因斯坦来校演讲的热情也与日俱增。

然而，遗憾的是，北大这边厢翘首以待，爱因斯坦那边厢却杳无音信。最后因为函件迟发和彼此误会，在1922　年11　月12　日至14　日，以及1922　年12　月30　日至1923　年1　月2　日，爱因斯坦前往日本讲学两次路过上海，却始终未能实现北京之旅，使爱因斯坦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未能“践约”。这是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北大学子深感失望，爱因斯坦在接到蔡元培的信后在回信中也认为“这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希望“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机会始终没来。面对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局面，一向自信的蔡元培不无自嘲地说：“这都是已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人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

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十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爱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程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这样，张竞生和其他教授关于相对论的演说，成了唯一的安慰和难得的收获。

三、爱情定则（1）

纷扰的校庆刚过，浮动的人心甫定，张竞生决定结合给学生授课，集中一段时间，减少社会活动，潜心研究和写作一两部美学著作，这才是教授的本分。那天，李大钊在校庆座谈会上郑重其事地提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教授们去追求。这使张竞生受到很大的触动。他也多次听胡适说过，专心著书是上策，当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梁任公才大如海，他做学问时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吃亏在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因此，张竞生打定主意，贫贱不能移，时髦不能动，一心一意只为著书。

然而，张竞生要远离时髦，时髦却找上门来。1923　年1　月16　日，张竞生在《晨报》上无意中阅读到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妻，沈厚培有妇无妇》，这是一则重大的社会新闻，编者特别加了编者按语：北大教授谭仲逵于去夏丧妻之后，其妻妹陈某女士，因粤中事变，所入学校，陷于停顿，不得已来京转学。陈在粤时，与广州公立法政学生沈厚培相爱，缔结婚约。陈到京后，即寄居于谭宅。相处日久，谭竟时有不当之处，陈屡欲迁居，均因强留不果。其后陈获重病，谭服侍异常殷勤。日久，遂得达与陈结婚之目的。沈得此消息后，乃来京访陈。相见之后，陈即恸哭。昨日沈致函本社，述其经过，嘱代为发表。本社以其于社会道德颇有关系，特为披露于后。

下面就是沈厚培致书《晨报》的全文：编辑先生大鉴，素昧平生，未应函牍。然久仰贵报为言论泰斗，为改造社会中心，为文化前驱，且是书又关于社会风化，故敢直述鄙怀，希诸示教。更请登于报端，以待公评，幸甚。雨在粤时，曾与执信学校陈某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