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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带个眼镜，是从新四军部队中受伤回到重庆的，地下党是他先搞起来的，它写社论，组织我们搞读书活动。西安事变后，重庆的救亡活动就搞起来了。这时，大家又谈起西安事变。余硕卿说：西安事变的内部情况不清楚，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抓住蒋介石不杀，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余硕卿十分佩服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于是大家又谈到范长江的通讯。余硕卿说，她早听车耀先说过，还说毛泽东对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论述，抗日救亡是共产党提出来的。看起来她的消息比我们灵通，道理比我们懂得多，后来才知道她经常与车耀先等地下党领导人接触，受他们的引导和教育。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蒋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说越气愤，余硕卿说：蒋介石就是卖国贼，他把东北三省卖了，现在华北四省又危急，我们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她的抗日激情和对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互之间也变得亲切与亲近了。

次日天晴了，车开前来了一位国民党军官，大摇大摆的坐上驾驶室，对我们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紧张起来，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只说到西安考学校。第二站等汽车发动时又来了一个军官，比昨天那个年青些，穿着整齐。这两个军官在一边嘀咕一边朝我们看，后来前一天来的那个军官下车了，看来他们是在轮换监视我们。

车到第四站是凤县。我们在双石铺的地方找旅馆住下了，偏偏那个国民党军官就住我们隔壁，大家不敢多说话，吃了饭就睡觉。

到了宝鸡后，余硕卿悄悄对我们说，要找个便宜点的旅馆住，这样好甩掉那个军官。他果然不来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们找到了，并很凶地对余硕卿说，小姐为什么要找这么个很脏的地方住下呢？余硕卿说，我们都是穷学生，没钱住好的。那军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们以为这样就摆脱了那个盯稍，结果第二天乘宝鸡到西安的火车时，发现那家伙也在我们身边坐着。这时，那个军官向我们摊牌了，他说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有意想套我们的话。余硕卿很聪明，忙给我们递眼色，于是大家都不理他。后来那军官见死缠着要问我们到底干什么去？我们只好对他说是到西安考学校，他连忙说好、好，并说我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办了个复光大学，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荐的，可以介绍去。但我们不敢随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那军官仍跟着我们。余硕卿就悄悄对我们说，我来应付他，你们几个男同学拿介绍信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于是我们陆续摆脱了那军官的纠缠，后来机智的余硕卿也来到了八路军办公处。接待人员对我们很热情，表示欢迎我们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试。结果是个别口试，题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风沙大，你们去怕不怕。我听余硕卿抢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连命都舍出来了，还怕啥苦？我们都这样回答，结果全被收了……”

在这个时候，张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对革命的追求和告别旧世界的她的一种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个追求革命理想的美丽女性。

到延安后的张露萍，就像一只飞出牢笼的自由鸟，她兴奋，欢乐，充满着幸福感。虽然那里条件艰苦，但张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乐之中。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尤其是来自天府之国的她吃不惯小米和窝窝时，她像所有爱耍娇的小女孩一样，会在朋友之间发发牢骚。她曾写信给革命的恩师车耀先，说：“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车耀先热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长期的。青年必须通过艰苦的磨练，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后来她进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家们的教育。张露萍的学习成绩很好，她聪明机灵，又爱唱爱动，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爱。每次学校和延安有什么大活动时，经常有她出面指挥唱歌。她最爱指挥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于是“干一场”成了她“黎琳”在延安的代名字，从认识她的中央领导到同学们都时常这样呼她。抗大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在这里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经组织批准，张露萍和同时到达延安的革命青年陈宝琦结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对新婚丈夫说：“宝琦，领导要派我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领导？哪位领导？”丈夫宝琦以为年轻妻子跟他开玩笑。“是……是陈云同志。”张露萍不想瞒着自己的丈夫，虽然她接受的是一项特殊任务：打入国民党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