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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动。那一天作报告的还有从根据地来的肖玲大姐，她向我们讲了革命形势，革命的任务。也就在这一天，我被批准参加了“民先队”；后来，我又介绍玉斌、露萍、梦萍加入了“民先队”，从此，我们不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七七”事变，我父亲车耀先主办了《大声周刊》。这时抗日烽火弥漫全川，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投降的阴谋已经暴露，父亲便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制造摩擦，枪口对内，以达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父亲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大声疾呼，并组织成立了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姐妹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和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像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

是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芝麻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三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青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个路口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头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再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呆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三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生》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着我介绍说：我们重庆救亡运动有个《新蜀报》编辑叫漆鲁鱼，有4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