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第3/4 页)

然是受到了他垂危的母亲对这个事情的鼓励，他曾试图动员其他有钱的犹太人——包括列昂内尔·科恩、贵金属经纪人F·D·莫卡塔、克劳德·蒙特费奥和塞缪尔·蒙塔古——的共同参与，但是到最后，成立于1885年3月的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的4万英镑股本金中的1/4，还是不得不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另外一个主要的赞助者是由罗斯柴尔德支持的犹太人免费学校，这个学校在两年后借了8000英镑给这个公司）。

百分之四产业住房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慈善组织：其公开宣称的目标是“用相当于每年所收资本4％的净红利的最少租金，提供尽可能多的住所”，而这种方式推出的公寓所表现出来的“骇人的功利主义”遭到了现代社会历史学家的谴责。然而，这种固定收益与那些纯商业性操作、以地主获取更高额回报为目的的做法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而且也可以看成是某种类型的补贴：这些公寓相对于它们所取代的那些贫民区毫无疑问是一种改善。在首批认购的消息公布后两个月，纳蒂在弗劳尔和丁街（位于斯比特菲尔中心区的商业街附近）以7000英镑的价格从都市工厂委员会买了一块地。这座7层楼的简朴建筑由犹太建筑师N·S·约瑟夫设计，1887年4月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并且以夏洛特的名字命名。建筑内部的户型非常紧凑，可以提供给228个家庭使用（住房477间）。公司继续在布雷迪街建了一座类似的建筑，而且在弗劳尔和丁街又购入了第二块地，在1891～1892年间建起了“内森尼尔公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一章　犹太问题（15）

当然，如果把所有这一切都单单看成是对于日益高涨的反犹太人主义情绪所做出的反应，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将慈善工作看成是一种宗教义务，而且这种动力又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风气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仅举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的例子来说，她是全国女工联合会的总裁、女士行为规范组织全英妇女戒酒协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制止虐待儿童协会的活跃的理事，以及内务办公室委任的监狱监督员；这些活动是所有的自由党国会议员的妻子都会很乐意参与的。无论如何，像她的婶娘夏洛特一样，她对这一类的工作也是乐此不疲。她对于犹太人组织的参与也同样积极，甚至更为积极，例如犹太妇女联合会、穷人救济会女士联合访查委员会，以及犹太妇女防范及拯救工作协会（后更名为犹太人保护女童及妇女协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拯救“失足妇女”，比如未婚妈妈和半公开的妓女，并防止其他工人阶级的犹太女孩走上同样的道路）。这是夏洛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建立起来的一种活动模式，而且这种活动显然给她和康斯坦丝带来了一种与他们的男性亲人从“账房”中或者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就几乎一样的满足感。艾玛也是一位“身不由己”的慈善家：在1879年，她有记录的个人慈善捐赠就不下400次，而且还在特灵地区办了177件“好事”，包括参与教会女童联合会、青年女子基督教协会以及特灵少年禁酒联合会。

当然，毫无疑问，这些工作存在某种“防御性”的考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表明可以依靠富有的银行家的自愿捐助来解决某些正在滋生蔓延的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越来越多的在政治上左倾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应该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行直接干预；尽管新自由党人在世纪之交的提议比较温和，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那时期的富人一样，普遍对任何直接税收的增加都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特别是那些动机是针对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而提出的税收。罗斯柴尔德的论据是“资本”必须免除税收，以便能够得到积累；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增长，也才能期待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薪水。作为回报，可以依靠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

对保护穷人的切实需要进行捐赠。我们觉得值得在此稍作停顿，来对这个捐赠到底有多大作用进行一个大致的评估。阿尔方索的遗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大金额的慈善遗赠，总值大约为63�5万法郎，然而，这只相当于他免税留给他的儿子爱德华的罗斯柴尔德合伙股份（1�35亿法郎）的不到0�5％。当然，这没有考虑阿尔方索生前捐给慈善事业的巨额捐款，因此对于他的收入在这方面的支出所占比例的确定，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无论如何，这总是反对高税收的保守派的论据中一个明显的弱点，这种说法认为，总体来说，私人慈善捐款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