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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排除任何的机会。

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经验”：跟学日语的中国学生互相学习语言；跟不会日语的中国大学生讨论时局；跟中文好一点的日本人说中文；跟中文水平马马虎虎的外国人用中文沟通；看中国电影、电视节目；看中国话剧；看与日本有关的中文书籍；看有图片的时尚杂志等等。尝试，在我脑子里就等于折腾，不折腾的人是不会找到答案也不会很快进步的。我每天跟自己折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不够效率，那不够靠谱……最终摸索出了我学汉语初级阶段的四大支柱：与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瞎聊、随便而放松地翻翻字典、不查词典阅读《人民日报》；随身带着收音机，听着广播入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3）

首先说说跟阿姨聊天。在普通话相对标准的北京生活，学汉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利用好这个条件，就应该尽量跟北京人多接触，但一定要跟普通的、只会中文（最好不识字）的老百姓接触，而今天的大学生基本都懂些英文，我跟他们沟通不畅时，他们就用英文给我解释。中国大学生说英文的积极性相当高，我无法控制他们不跟我说英文。而且，全球大学生所关注的话题都差不多，就是那些时事问题、就业问题、国际交流等，而我真正要了解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尽可能原生态的、特别“土”的北京街头文化。要了解这种文化，选择那些在街头无所事事，以聊天为业的阿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选择女性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要说理由，大概因为自己比较容易亲近女性，而且女性说的普通话比男性说的浅显一些，好理解一些，也标准一些。当然，刚开始时对方会有一些抵触，“这个不会说中国话的老外，这个曾经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的后代”。我还有几次被拒绝消费呢。但经常过去，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表示与她们交流的愿望，也不断买她们所经销的商品（主要以冰棍儿为主），我逐渐打入到她们中间。我跟无数个阿姨聊过天，有的还成为了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和她们聊天，最难找的就是话题，天天聊天，哪有那么多话好聊？我的词汇量又特别有限，就只好重复聊同一个话题了。开始，聊天是快乐的，但天天聊天，又聊着类似的话题，还是比较无聊，令人疲倦的。后来，阿姨们越来越看穿我找她们聊天是希望提高中文水平的，就照顾我的词汇量，有时慢慢说，有时另加解释，有时教我生词——她们是我学习中文的老师。没有她们的耐心和包容，我在初期阶段的进步不可能那么快。今天回想起来，我不知道她们都在哪里，在干什么，说实话，连她们的名字都忘了，但感谢之情依然装在我的心中，我衷心祝愿她们能够天天快乐，日子能够越过越好，我还要告诉她们：阿姨，我长大了。

其次说说翻字典。字典对学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你的兄弟，你的伙伴，你的战友，必须随身带着，要不离不弃。这是我当初开始学习英语时候就确定的座右铭。我从来不用电子词典，那个用起来是方便，但真正做到刻骨铭心，还是要一页一页地翻，一个一个地查，在字典上留下自己学习的印记，留下的记号，所做的笔记，这一切让人感到亲切，在这样的使用过程中，字典逐步变成不可或缺的教科书了。而我对机器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感情。每当我翻字典时都准备纸和笔，边翻边写，一边看新的单词，一边发音，一边听自己的声音，一边做标记。这样，翻字典本身满足了语言学习的四大功能：听、说、读、写，可谓一举四得。对学语言来说，效率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别忘记，没有最高的效率，只有更高的效率，而且效率也不可能一夜之内得到提高，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尝试慢慢儿折腾才能渐入佳境。而在字典上不断折腾，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我要像感谢陪我聊天的阿姨一样，感谢字典！

关于读《人民日报》。我当初每天在报亭买报纸，看了许多报纸，但每天买报，每个月算下来，是笔不小的开支，于是就想办法，读不花钱的报纸。后来发现学校的各个机关处室每天订阅《人民日报》，北大有许多机关处室，我就四处联系，后来跟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做保安的哥们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约定每天把大家看过的报纸偷偷地提供给我。这样，我就确保了免费获得报纸的“渠道”。每天下午5点我去保安哥们儿那里拿报纸，顺便聊聊天，也是一举两得啊。其实，找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要不断折腾，才能找到理想的落脚点。那位保安哥们儿就是相当不错的聊友，我们很能谈得来。感谢他对我的照顾！

与“非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