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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对教科书强制灌输那个“鲁迅”他是“怀疑且抗拒”的。而心灵的共震恰是表明了摩罗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鲁迅的传统：这自是意义重大的。

于是，摩罗又有了“光辉的（生存）体验”：那是类似于鲁迅（还有摩罗崇拜的孙中山）那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准备着“战斗而且失败”的，“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的反抗意志与“行动、创造、实践”的欲望，以及“总感到前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过客”式的生命选择——摩罗因此说：“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独的痛苦”的体验。摩罗回忆说，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的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于是点明：“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便是这番寓意”（《咀嚼耻辱·丑陋的中国文人》）

摩罗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欢愉”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3）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干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摩罗的写作就超越了他个人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成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摩罗自己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在《知识分子的覆设》《思想随笔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刘震云》等文章中，谈到了“近年来”所出现的“自觉地寻找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自觉地趋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着又谈到了当人们“立志求道时，这才发现世界上竟没有一个自己所需要的道，这才发现自己们的真实的处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机四伏”：由此而激发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罗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从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也许，‘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真的到了一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的关键年代？那裹挟我们几千年的巨大的历史惯性，真的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挣脱？”——或许，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战士所面临的时代使命？

“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与探索却必须从现在开始。摩罗正是将他自己前述刻骨铭心的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想命题。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耻辱”：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至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所谓“耻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处于“非人”的地位，却毫无自觉，甚至百般回避与掩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才心态，众多的国民（包括文人）麻木于此，摩罗却以为奇耻大辱。因此，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是第一步。“咀嚼耻辱”也是人性尊严恢复的过程，而唯有以“人”的身份、心理、尊严去反观苦难，这才能达到对苦难的理性的“反思”，自觉的“反抗”。这就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