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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对于“理想在不撄”的中国传统的“不争之民”来说，他们无疑是异端的反叛者，但鲁迅看来，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因此，他引来了19世纪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以为同道，并且指明“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但鲁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他于是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被惩罚、被改造，以至导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尽管对这悲剧产生的外在体制的，思想文化上的，以及中国知识者自身的根源，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但严酷的事实却是不可回避的：到了摩罗这一代，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并要从前辈那里寻求精神资源时，他们所面临的，竟是一片精神废墟。正像摩罗在好几篇文章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他对被权势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充满同情，但他从受难的姿态中却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看到的却是已经渗入灵魂的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他甚至从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也或显或隐地看到了这样的顽症；这就意味着，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驯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引出必要的教训，以至他们中间少数觉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这是真正的危机：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这样的发现，使摩罗惊恐不已；而当他把目光再转向世界，就更感到困惑：为什么处于同样（相近）的境遇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始终未断，唯独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改造（驯服）得如此全面，彻底，而且永不觉悟（还美其名为“永不反悔”）？这是怎样可怕的“中国国情”啊！而尤其让摩罗痛心的是，他竟然难以开口：因为——说出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摩罗毕竟未经“改造”，血性尚在，勇气犹存，他奋笔直书，陆续写下收入本集中的《论当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等文，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而我却从他的这些文章里，重又听到了鲁迅当年“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呼唤，经过一个世纪的牺牲，这历史的重复（循环），更让人感到透骨的悲凉——我们真的有“一切从头开始”的力量与勇气吗？　。。

第一版序言：“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2）

而对摩罗这一代来说，也许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于是，又有了摩罗自称的那个“干泣的黄昏”的“死亡体验”。这是同样惊心动魄的发现——

“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与灵魂，所以也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决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

“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咀嚼耻辱·非人的宿命》）

“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自问：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这是对自己的非人的生存境遇、无以摆脱的精神死亡宿命的体验，这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也正是在这个“颤抖的黄昏”、“干泣的黄昏”，摩罗想起了鲁迅的“狂人”：“他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对真的人怀着恐惧。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难见真的人”；并且引发了更为强烈的自责：“这种对于真的人的虔诚心哪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摩罗自己说他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了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鲁迅”的；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