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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专门从生活费里要了一点钱，让人给我们买了一些汽水，买了一点水果在那儿等着我们。进去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拄着两个拐，因为我上次见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还是好好的。现在他拄着个拐，非常苍老，不像我父亲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几个一个一个进来，我小弟弟最后一个进来，他很高，我父亲就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后来我小弟弟就说：“爸爸，我是了了。”父亲这才认出来，抱着我们……

他总是坚信他能够重新走路

罗瑞卿曾这样记述自己在“*”之初的心情：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1966年3月18日夜，罗瑞卿将军跳楼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没有接纳他，但左腿致残。

记者：您父亲在“*”中左腿致残，“*”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带着腿伤的他每天要批阅大量的文件，腿伤一直是他的心病，对他的工作影响很大，但动大手术对于老人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您父亲是怎样下的这个决心？

罗箭：他受了多大苦、多大罪，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关起来以后，我们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好好的，一点儿事都没有。可是现在，他的个子也大，整个人趴在那个拐上，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让他出来工作，没有腿对他是最大的障碍。他当军委秘书长的时候，军队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了。每天文件都堆得那么多，他说我上一次厕所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喝水，这样坐着一天都不动，母亲说，你这样不行，这样把身体都搞垮了，你都72岁了。他说耽误的时间太多，部队这么多的事情都要我来办，我只有把72岁当成27岁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更忙，虽然我们在家的时间多，但是看他那样，谁也不敢去打扰他。

我父亲出来以后，这个腿伤对他限制太大，当时生活上是我母亲照顾他比较多，他当然也有点依赖，总有个亲人在身边。我母亲先是乳腺癌，在监狱做手术，做得不好，后来乳腺癌又转移到肺上。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总觉得批判他的事情都是别人诬陷他，他觉得我母亲是毫无道理地受到牵连。他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我母亲得了肺癌以后，要做大手术，身体肯定不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以后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要照顾你，而我要照顾你，我首先就要站起来。当然支撑他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有一次他到部队去，非要去看前沿阵地的工事，结果那些人没办法，就费了很大劲儿，把他抬到阵地。回来以后父亲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视察部队，怎么能够工作。后来他背着我们给中央写信，要求出国治腿，等华国锋已经批了，我母亲才知道。他就怕我们不同意，因为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一定要站起来，因为他知道家里不会同意他冒险做这么大的手术，当时他的心脏又不好。他自己抱着非常大的信心，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

记者：您父亲常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一直是相互扶持。

罗箭：当时父亲受伤以后，刚开始还让母亲去看他，后来不让去了。为了鼓励父亲坚强地活下去，母亲用一块手绢包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送给他，父亲一看就知道是母亲用过的手绢，他一直把这个手绢带在身上，放在贴胸的怀里头。

1978年，罗瑞卿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治腿，手术前他一直坚持锻炼。罗瑞卿对手术充满信心。

罗箭：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磨难，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很多次。第一次在武汉得了很重的病，伤寒，人家都不管他了，想起来喂他点饭，完全靠自己活过来了。第二次也是大出血，他又挺过来了。他老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也很坚强。“*”中那些人用腿来威胁他，那么多的困难和痛苦他都过来了，他没有看在眼里。他总认为自己能够挺过来。

1978年8月2日，手术顺利完成。罗瑞卿苏醒后，德国医生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两个人都笑了。

8月3日凌晨2时40分，罗瑞卿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

罗瑞卿总是那么急切并执著地去迎接命运的挑战，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但走时，他依然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罗箭：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