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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商业文化，巴黎和欧洲其他法语城市的外交文化根深蒂固。无论是日内瓦、布鲁塞尔，还是斯特拉斯堡，这些欧洲城市已成为国际外交芭蕾的代名词。为什么这些城市成为世界上各种肤色人斡旋冲突的最爱？我以为这与法语文化中的外交文化，特别是妥协文化分不开。尽管日内瓦、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的居民已不全是法国后裔，但他们都认同法国文化，懂得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晓得妥协的伟大，更知道如何提供外交服务，在为人类和平做贡献的同时，提升自身城市国际形象并获取大量实际利益。很难想像若没有外交机构，上述城市的经济又会怎样？我有幸在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巴黎工作过多年，在外交部内的相当时间也在关注欧洲问题。我发现，由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欧洲联合实践，欧洲的外交在文化对话方面明显走在其他国家前头，其中尤推法国，在其外交的睿智深处，已牢牢打上一种妥协文化的印记。对任何欧洲联合中的棘手问题，法国外交总有能力根据国家最高利益做出必要的妥协，哪怕是最困难的妥协。这种妥协的文化使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也使我懂得外交中双赢的重要性，而这种双赢思想的哲学基础无疑就是多边主义。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也会发现一条清晰的思想认识深化轨迹。从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外交为四化服务，大力从西方国家招商引资到后来的防止西化、分化，“中国可以说不”，到西雅图APEC会议上*提出国际关系中的共赢思想，再到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奥、申博成功，明确提出与国际社会接轨口号，再到胡主席2003年6月参加八国集团扩大对话会议，首次与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人类发展问题，这条有趣的外交思维轨迹，既是我国对外部世界的思想认识发展过程，也是中国外交决策层对小平同志“韬光养晦”外交思想认识深化过程。这条外交轨迹同样表明中国外交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进取，也越来越平和，从而给世人一种开放、自信、容易打交道的负责大国的形象。我有时想，为什么我们所处的星球会出现那么多的苦难、仇恨、暴力和战争，因为人与人之间不理解，缺乏开诚布公，从而造成国与国之间不理解。如果各国外交官都从事文化对话，都替自己的外国同事想一想，换位思考。也许，国际关系就不会那么紧张，世界就会多一份理解、多一许宽容、也就多一点安宁了，亨庭顿教授所警告的“文明冲突”是否也就可以避免？

我与法国人交朋友

在法四年半，我曾无数次去过法国的大学、商会、研究机构，也曾多次参加过法国人的*，向他们宣传中国。我感到，从事中法两国的交流和沟通工作，不能没有法国朋友。我在写此书的时代，脑子里总是浮现我那些法国各界朋友的影子。的确，此书本来就是为了想念他们而写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中法友谊之桥的建设者。

（1）　莫里斯·卡班（Maurice　Grapin）原是吴大使的朋友，后来大使工作太忙，我就成为老先生的朋友。他80多岁，1963年就开始从事中法交流，是几十年中法友谊的见证人。他几乎每天要与我通一次电话，向我道声好，然后向我讲述他40多年前是如何与中国石油部合作，向大庆油田出售法国生产的石油钻。如果我的电话里没有别的电话铃声响，他就会向我讲述他当年如何制作假军服，从德军战俘营里大摇大摆溜回法国的。他是个十分有趣的小老头，是我们大使馆的常客，几乎所有活动有请必到。我要写他，是因为他热爱中国的拳拳之心让我感动。他是前国会议员弗朗索瓦·达尔古先生（Fran�ois　d�Harcourt）创建的法国国民议会法中2000年协会（France�Chine　2000，　Assemlbée　Nationale）的骨干，负责该协会的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工作。80多岁的老人家，天天上网查有关中国的消息，然后自己编写成文字。他干这份社会工作完全是无偿的，并且占用他大量的时间，但多少年如一日，默默地为中法友好工作。当中国在某些领域取得进步，他就会打电话向我祝贺，当某些不负责的报纸或人士对中国无端批评时，他感到生气。正是由于有他这样的会员，国民议会法中2000年协会成为全法在推动中法友好方面一个声誉最高的协会。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3）

老卡告诉我，协会特别愿意在中法建交40周年和中国在法文化年之际表彰一批对中法有杰出贡献的中法人士。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马上表态支持。这样，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