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第2/4 页)

然而，作为外交官，他必须是爱国主义者，这样才不辱使命。但爱国主义不等于是民族主义，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一样，都要讲平等。那种在国际交往中不讲谈判，一味突出自身需要、不顾或降低对方利益的做法，是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化进程中最令人反感的单边主义。在巴黎，我们身处中法关系的核心，中法两国都是世界文化古国，虽然两国人民相互尊重、仰慕，但都将其独特的文化、悠久的传统看作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国人看世界，有我前面提到的“世界肚脐眼”的情结，总认为法国人杰地灵，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拿破仑的士兵沙文，一切都是法国好，人称“沙文主义”。后来这种思想在外交上还被引申，用作批评某些国家惟我独尊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样，如果我们还从中原帝国的“天朝心态”看待法国，认为中华文明优于一切，中国才是真理的故乡，那么，中法关系就会像两列迎头开来的火车，非但没有什么磨合与对话可言，相反，会发生激烈冲撞，这对两国的友谊还是感情都是致命的。

如何将中法双方的民族自豪感变成跨文化对话的动力，而不是障碍，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想，中法文化对话之所以非常成功，双方持有的信任、平等、开放态度是前提。信任者，就是要尊重对方，特别要尊重对方的习俗，不能从合作的一开始就对合作伙伴的诚意提出疑义；平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合作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凌驾于另一方之上颐指气使；开放就是一种聆听的能力，对自己的对话者理解和宽容，必要时有充分的妥协能力。在驻法使馆期间，我曾有幸为胡主席访法三次承担主要的礼宾工作。此外，我还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国务委员、陈至立国务委员等许许多多领导人做过礼宾工作。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法的礼宾习惯相差甚远，如何将不同的礼宾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对话。有时这种对话的过程会很漫长，过程甚至有点痛苦，但只要双方是信任、平等、开放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法双方在礼宾上的合作就是我们时代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当我看到巴黎的象征埃菲尔铁塔为伟大的中国而映红时，当我陶醉在古老的紫禁城内雅尔浪漫的激光音乐与中国抒情的民乐水乳交融之中时，当我目睹象征中华文明的正阳门为伟大的法兰西变成红、白、蓝三色时，当浦江畔的东方明珠为希拉克总统访沪染成三色时，我内心是无比地激动。中法的文化对话多好！在我们的星球上，各种文化，林林总总，它是我们人类的骄傲和共同财产。它只有形成的历史时期早晚之分，没有高低之分。对文化我们要热爱，要尊重，它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更是联结我们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最好纽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2）

20多年前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遂成了我的职业。从渊源上看，外交的出现并成为一些人的职业，是人类对话沟通，摒弃军事手段化解矛盾的客观需要。因此，从一开始，外交就属于专门人员的一项专门工作，而并非外界所想像的吃吃喝喝，友谊友谊就行。说实话，对这种对话沟通的职业素质我也是工作中边干边了解到的，因为，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外交本身一直游离于世界大国外交之外。有人说，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2000多年来，基本上是世界在走向中国。只有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加入WTO、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中国才开始豪情满怀地走向世界。是的，随着国力的提升，相应的国际作用必将提高，外交舞台也随之变大，国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期望也就更高。因此，作为跨文化的对话者，外交官的重要性空前提高。我们不仅要回答像莫诺德那样的法国政治家提出的问题，更要在中法两种文化之间，用自己的激情、智慧和对话，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如同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不断的外交谋略一样，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上的纷争使欧洲成为世界的外交舞台，其中法国外交更是独树一帜。一部法国历史就是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历史。读者朋友知道，没有法国的抗争和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日耳曼人和匈奴人恐怕早已占领整个欧洲；*摩尔人也许已使整个欧洲都皈依*教；罗马教廷也许已建立了一个欧洲基督教帝国。抑或，欧洲也许在17世纪已被哈布斯堡王朝统一，18和19世纪后整个世界也许已纳入大英帝国的版图。戴高乐将军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他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两千多年的公约。”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外交就是国与国之间反复对话和联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