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3/4 页)

参演，于是省团向演出公司告状。演出公司也不调查直接就给北京发了电报，说我们私自演出。还给演出剧场下了指示，停止未完成的演出，封存演出收入待处理。我当时很气愤，在当时“走穴”风如此盛行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义演是很难得的，而作为肩负有弘扬和推广文化事业责任的演出公司，不仅不支持，还横加阻拦！演出完后，我与地区文化部门的领导去省里讨说法，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对我们的演出给予了肯定，并表示此事应大力提倡。

最后结算的演出费共五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分文未取。桃花源文管所特地为我和赵炎、金宝立了一块碑，我写了八个字：“建设仙境，添砖加瓦”。这个碑至今还在山上。其实桃源给我的创作灵感哪能用五千元报答得完呢？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依然怀念我们当时的创作环境，桃花源提供给我们的住宿是免费的，我们为当地群众的演出也是免费的，大家水乳交融，亲如一家，没有金钱的计较，只有感情的牵挂。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苦恼（1）

演员的工作是很被动的，有时是身不由己的。我属于广播艺术团，早期主要是为广播服务，电视发展起来了，我又跟电视台打交道，其中有不少故事。

1985年中央电视台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很不成功，现场乱轰轰，效果很差，特别是电影演员陈冲上台讲话时说：“今年是你们中国人的本命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也系了一根红腰带。”这是原定台词中没有的，因为是现场直播，这些话就直接播出去了，这些话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此事惊动了上级有关部门，在总结会时要追究责任。我在那次联欢会上是主要的主持人，陈冲是由我引上台的，调查组的同志问我，为什么让陈冲上台讲话？我说不是我安排的，我是接受导演的指令，于是一层一层地追查。会议开到了近中午，因为下午有演出，我就提前离开了，我认为已经把责任说清楚了。谁知几天后，我看到了广电局就此次春节晚会写给中央的文件，在提到“陈冲事件”时说，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指我），不负责任地擅自脱离台本，将电影演员陈冲拉上台，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我们对此事件负责。。。。。。虽然说是“负责”，但实际上还是把责任推到了我的身上！

就这次晚会还提到了与我有关的其他问题。晚会前，电视台导演听说我与重庆嘉陵摩托车厂的老总熟悉，于是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们赞助一台摩托车，作为晚会的奖品。厂家认为是一个绝好的广告机会，很痛快地答应了，车子很快就送到了剧组。但后来考虑奖品还是应选择与电视有关的，所以车子就被放到了一边，也没有及时退还。由于晚会的失败，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车子也不翼而飞。于是，丢车的责任也算到了我头上。还有更可笑的，我曾经在春节联欢会上表演过相声小品《宇宙香烟》，很轰动。东北某烟厂利用这个题材，真出了宇宙牌香烟，于是有人告状说马季和厂家勾结，在春节晚会上变相做广告，为此，上级有关部门还专门去调查过。问题早已搞清楚，但在这份文件上，仍然把这事又提了出来。

我很不服气，于是给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信被批转到了部里，一位部领导找我谈话，在做了一些解释工作后，向我道歉，让我不要背包袱。但是这件事让我很痛心，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些人。

还有一件事。广播说唱团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赴港演出，由于侯宝林先生的影响，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正是这次演出的成功，使组织者有了极大的信心，于是，第二年又来邀请。在海外演出，当地注重的是主演，因此，一般只有一位团领导带队。当时，总团的几位领导都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为了争取去香港，想尽了办法，甚至在上报申请时说，鉴于马季、侯宝林之间的矛盾尖锐，思想工作极其复杂，因此，到香港演出必须加强领导力量！。。。。。。为了去香港拿我与侯的先生的关系做理由，这对我的伤害太大了，也给不明真相的上级领导造成了极坏的印象。

1989年春节前，我正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剧组筹备节目，接到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要我参加新加坡年初二的“春到河畔”演出。这是部里的安排，我当然得服从。于是我提出提前录制一个相声在晚会上播出，现场演出就不参加了。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给我打电话质问我：你这是脚踩两只船！也不听我解释就把电话挂断。过后李双江给我打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解释了情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