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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里面的水泥板的空隙里,上学时再去取。
不过教科书背后那摇曳的竹影还是没逃过父亲的眼睛,我手心也逃不掉竹篾片抽打的阵阵揪心的疼痛。最让我揪心痛的还是那些颜料笔。我原以为那永远都抬不完的水泥板的堆码场,突然在一个早晨我去上学时变得空荡荡的了,图画本和颜料笔早已不知去向。我当时喉咙管一热、鼻子一酸,差点哭了出来。
父亲有生以来,从没给过我一分零花钱,买颜料笔的钱是姑妈过年时给的压岁钱。家境贫寒的姑妈压岁钱每次只给五角,那时一盒颜料笔要一元多,积攒几年的压岁钱才够买一盒。于是姑妈平时把用完的牙膏管、酒瓶,甚至吃肉留下的猪骨头积攒在一起,让我卖给废品收购店,换钱去买颜料笔。一支铝皮的牙膏管可卖两分钱,一公斤猪骨可卖一角钱,可想而知,贫困年代的一支牙膏要用多久?凭券供应的年月吃多久的猪肉才有一公斤骨头?……
画家梦就这样间接地被父亲早早地破灭了。
初中三年级时,我不是古文背不了,就是作业没做,经常留校光顾班主任老师的家,没想到竟和她丈夫交上了朋友。他还在乡下当“知青”,时常把在乡下周围发生的事写给报社,报纸登出来后会寄给他稿费,有了稿费的那个月,他在知青屋吃的油盐钱和点灯用的煤油钱就不愁了。我头一次听说写文章会赚钱,当然兴趣很浓。正巧这时遇上学校有位同学勇救落水小孩的事,我写了出来,寄给了报纸社。班主任的丈夫告诉我,凡是给报社邮寄稿件都不需要贴邮票,由报社统一给邮局付邮费。没想到世上真有这白赚钱的事。
我写的稿件并没有登出来,但又做起了文学梦。
做起文学梦的那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居然只得了二十多分。领成绩通知单那天,我按老规矩自己拿来竹蔑片,躺在板凳上。父亲气愤极了,站起身狠狠地抽打,竹篾片每落下一次,我屁股上就冒出一道血印子。
屁股上的血印子消得很快,文学梦的瘾却越来越浓。夜晚我不敢开灯,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写小说,写着写着电光变弱了、渐渐地熄灭了,我就着窗外反透进来的一点光亮也要写完最后一个字。
结果,我戴上了厚厚的眼镜。父亲给我配完眼镜回来那天,一把火烧掉了我所有的文学书籍。
十六岁那年,我刚入高中,在那个大学只有百分之几的录取率的年代,父亲绝对不再指望我考大学了,他设法让我进单位做了一名工人。我虽然也没有考大学的决心和努力,但我有我的文学梦,留念学校生活,极不愿意工作。选择岗位时,我想去车间开机器学技术,父亲却让我留在办公室当勤杂工,他说,在办公室工作容易当干部。
继续上学与工作、当技工与勤杂工,都由父亲安排,不由我去选择。
在我工作还不到半年时,父亲就得了重病。他整天躺在床上,心里很烦,动不动就发火、骂人,生病的人都这样。我在医院侍候他,很少与他说话。他稍稍安静后,我偷闲拿出小说稿在一旁修改。父亲有时望着我,也许想对我说什么,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父亲的病重,对我的压力也很大,毕竟我才十六岁,又是四个弟妹中的老大。一天晚上,我没侍候父亲,趁轮换的机会去朋友家玩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回到家里,万万没想到父亲已紧闭着双眼,直直地躺在了床上。因病重而消瘦,他的眉骨特别凸现,脸更黑了。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我想,他也许觉得以前已经说得很多、很清楚了。突然觉得父亲一下子没了,我放声痛哭起来……
还差一天,父亲才满五十岁。
父亲去世那天,我意外地收到一份报纸,上面刊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父亲的早逝和伴着悲伤而来的那张报纸,改变了我的人生。
上大学的意愿我没实现,就是父亲要我留在办公室当干部的想法,也是在我“以工代干”十二年后,我辞职离开单位前才被聘为干部。如果说,我觉得有什么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的话,那就是我终于写出了几篇散文和小说,还领到了一个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的人生体验告诉我,父亲“望子成龙”的教育未必对,也未必错,因为人生不可能再试一次,只是一直以来,“父亲”这个名词和人物对我来说,比一般的人都算是比较模糊的概念:我一生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八年,并且已是二十八年前的事,而直到现在,我自己也没做过父亲。是不是我不愿担负这个责任?!也不知会不会是终身的遗憾?!现在我却很想 “父亲”这种概念清晰而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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