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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那“身份证”不知为何物的年代，单位“神圣”的公章盖在汇款单上，同事就能帮他代取稿费。那是猪肉每公斤只卖五六角、羊肉每公斤才卖二三角的年月，干事说，那时的稿费真管用。

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1981年12月26日发表在《万县日报》上的一篇五百来字的小小说。我之所以非常准确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我读到刊有我小小说的报纸的这天，我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父亲这棵大树倒了，和接踵而来的处女作的发表，这种悲喜交加的事突然在一天之中发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这篇小小说得到了两元稿费。我花二角伍分钱，去书店买了一套早就看好的书签，在每张上都标注了这个悲喜交加的日子。剩下的那一元多，我在小储蓄所里开了个户头存着，想留个纪念。

十年后，我把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赠给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时，她摸索着找出一枚书签，细心地夹在书的扉页里。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用稿费买的那套书签中的一张，送给她这么多年了居然还保存着，可另外那些我自己一枚也没能留下来，而那个存着稿费的户头，也早在我工作调离时注销了。

我的第一本集子出版了，却没有一分钱稿费。不仅稿费没有，为自费出版这本集子，我东借西凑还倒贴六千多元，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在我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年代，这个“包袱”是多么的沉重，我也不知要何时才能卸下。

我结婚的时候，这个“包袱”压得我买不起一件家具，好在新房是我的单身宿舍，全部领借单位配制的临时家具凑合。结婚的酒宴根本称不上“席”，顶多叫朋友聚餐，餐费也是几个同事凑起付的。母亲知道我终于结婚了，特地从县城老家赶了过来，当她看到已工作了十多年的我还这副寒碜的模样，数落着从她那“单薄”的存款中取了两千元给我。这些钱我最终没拿到家具店去，交给了我欠着印书费的那家印刷厂里。

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时，是在三年之后，我从单位辞了职开始做生意，已决定从此搁笔了。这时自费出版散文集已成了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即使印张多点，用纸克数厚点，装帧精美些，我也绝不会再背上“包袱”了。

搁笔后，我收到的最后一笔稿费没去邮局领取，汇款单至今留存着。

现在我时常又想写点什么，打开电脑，也许是面对显示器没了握钢笔时的灵感，连一段满意的文字也敲不出来。好在有了互联网，文稿写出来不需编辑、总编长时间的层层审核，放到我的博客里就算发表了，自然，没有了稿费。

先前一位一块儿写稿而现在做了总编的文友说，如今的稿酬标准比以前提高了几十倍，有些报刊社还实行了优稿优酬的办法，稿费高得很。

我常想，人有时背上一点“包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怀念父亲

我刚满十七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我。

其实八岁时我才和父亲住在一起。那年，父亲来寄养我的姑妈家，接我回县城去读书。他中等个子，脸很黑瘦，没有笑容，这是父亲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尽管当时姑妈一个劲叫我喊“爸爸”，我就犟着性子始终不开口，还不愿跟父亲一起走。

父亲很严厉，即使在他心情稍好的时候，也只有说教。他上过四年小学，爱给我们兄妹背诵学过的课文，其中常背的一篇名叫《自鸣钟》，说的是一个叫小明的小朋友珍惜光阴的故事。这点我还是很佩服，三十多年前读的内容，他居然还能全文背诵。他侧着头，两眼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样子，背诵的声音粗壮而略带嘶哑。背完了，他的两眼仍然停留在窗外，似乎在寻找什么。我们都静静地坐着，谁也不敢打扰他，即使这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候。

天底下的父亲都是“望子成龙”。每到学校考试的日子，父亲一大早就起床，给我买回豆浆油条。那时猪肉凭票供应，父亲总是将肉票积攒在一起，用在我考试这几天，家里天天吃肉。但总是事与愿违。

我喜欢姑妈家屋后的那片竹林，在一次上图画课时，我画了一幅竹子图，没想到图画课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表扬了我，我便由此喜欢上了画画，立志要当画家。每学期的新教科书发到手上后，书背后的空白处我都会画上摇曳的竹子。三十多年前那个时代的小县城，读书是正业，小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自已的兴趣和爱好。当然父亲也不允许我画画，经常检查我的书包，而我自有一套应付检查的办法。上学的路上，有一片长着杂草的开阔地，堆放着建房用的水泥预制板，我悄悄把图画本和颜料笔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