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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让人放心的。这一次是后者。我弯下腰，捡起比尔的便条，把它塞到我屁股后面的口袋里。然后我摸出了我的钥匙串。我站在门廊的灯光下，站在被灯光吸引的蛾子飞舞时形成的大片阴影中，一把把钥匙地挑过去，直到找到我要的那把。由于好久不用，它的样子有点怪，我用大拇指来回摩擦它锯齿关的边缘，又开始想，在乔死后的所有年月里，我为什么没有来这里——除了有几次白天匆忙来办一般性的差事。当然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坚持——

但随后我有一种奇特的意识：这不只是一个自乔死后的问题。那样想问题当然容易——我呆在基拉戈岛的六个星期里没有一次以任何其它方式想到过莎拉——但现在，真实地站在这里，在飞舞的蛾子的阴影中（就像站在某个怪异的仿佛有生命的迪斯科旋转灯球下），听着湖面上潜鸟的叫声，我想起乔虽然是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去世的，她却是在德里去世的。那时城里极度炎热……那我们为什么呆在那里？我们为什么没有坐在这儿，坐在房子靠湖一边阴凉的露台上，穿着游泳衣喝冰茶，看着小船来来去去，评论不同滑水者的体型？在那个该死的瑞特爱停车场她在做什么？在任何其它八月，我们都会在离那里很远的地方。

那也不是全部。我们通常在莎拉呆到九月底——那是一个安宁可爱的时刻，跟夏天一样热。但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刚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离开了。我知道，因为我记起来那个月晚些时候乔跟我去了纽约，是出版界的应酬和惯有的读者见面会这类烂事。曼哈顿热得要死，在“东村”和“上城”街上喷洒水雾的水龙头嘶嘶作响。那次旅行的一个晚上，我们去看了《剧院魅影》。快结束时，乔凑过身来贴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哦，混蛋！那个幽灵又在装哭了。”演出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乔在那方面真是坏。

那个八月她为什么跟我一起来呢？乔不喜欢纽约，即使在四月或十月，纽约在那时还算可爱。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所有我能确定的就是一九九三年八月初以后，乔再也没有回到莎拉…拉弗斯去过……但不久以后，我连这个都不能确定了。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了一下。我要走进去，轻按一下打开厨房吊柜的门，抓起一个手电筒，然后回到我车子那里去。如果我不回去的话，某个喝醉的、在这条路另一头南端有个小屋的家伙把车开进来时会开得太快，跟我的雪佛莱追尾，然后起诉我赔十亿美元。

房间里的空气已经换过了，闻上去没有一点霉味；空气不是凝固陈腐的，而是带着淡淡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芳香。我伸出手去想打开屋里的灯，然后，在屋里黑暗中的某个地方，一个孩子开始呜咽。我的手伸在那里僵住了，身上起了寒意。确切地说，我并不恐慌，但我的头脑失去理性了。那是哭泣，一个孩子的哭泣，但至于这声音来自哪里我没有线索。

然后这声音开始减弱，不是变得柔和，而是减弱，好像什么人抱起这个孩子，并带着它沿着某个长长的走廊离开了……莎拉…拉弗斯不存在任何这样的走廊。即使穿过房子中间，连接中央部分和两翼的那条，也并不是真的很长。

减弱……减弱了……几乎消失了。

我站在黑暗中，凉凉的皮肤毛发直竖，手停在电灯开关上。部分的我想要采取行动，飞一样地离开这个地方，两条腿能跑多快就多快，跑得像个姜饼人。然而，另一部分的我——理智的那部分——已经在坚持它的想法了。

我按了下开关，想路的那部分说忘了它吧，灯不会亮的，这是梦，笨蛋，你的梦变成真的了。但灯真的亮了。门厅里的灯很快就亮了，把黑暗一驱而散，照见了厅左边乔收藏的少量粗笨的陶器，还有右边的书架，我有四年或更久的时间没看过这些东西了，但它们还在这里，还是一模一样。在书架中间的一层上，我可以看到三本艾尔莫·雷纳德早期的小说——《矮子当道》、《大反弹》和《天堂先生》——我把它们放在一边好打发一段多雨的天气；当你露营的时候，你必须为雨天作好准备。没有一本好书，树林里即使只下两天雨，也足以让你神经错乱。

最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哭泣，然后就是寂静。寂静中，我可以听见厨房传来的滴答声。那是炉子旁边的钟，乔难得犯的品差的失误之一，一只菲力猫形象的钟，尾巴是钟摆，当尾巴来回摆动时，猫的大眼睛也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我想这个形象出现在出品过的每一部廉价糟糕的电影中。

“谁在那里？”我喊道。我朝厨房走了一步，在门厅外漂浮着一片昏暗的空间，我然后又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