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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公用事业车的是威廉·弗雷克。弗雷克先生在我妻子去世的那天是三十八岁，那时他正光着膀子开车，一边开一边想他多么想冲一个凉再来一瓶冰啤酒啊，也可以是先来一瓶冰啤酒再冲一个凉。他和另外三个男人工作了八个小时，在机场附近的哈里斯大街延伸段上铺沥青，大热天里这是一份烤人的工作，弗雷克说他可能是弄得有一点太快了——在时速三十八英里的地区达到了四十英里。他急着回到车库，签字结束当天的用车，并坐进自己有空调的福特—150的车里。另外，垃圾车的刹车虽然能通过检查，但离最好的状况差远了。弗雷克一看到丰田车开到面前就踩了刹车（也按了喇叭），但是太晚了。他听到轮胎尖厉的声音——他自己车子的，还有埃丝特车子的，她后来意识到了她的危险——并有一会儿看到了她的脸。

“这就是最糟糕的部分，”当我们坐在他家阳台上喝啤酒的时候，他对我说。那时是十月份了，虽然太阳暖暖地照在我们脸上，但我们都穿着毛线衣。“你知道人坐在垃圾车里有多高，对吧？”

我点了点头。

“她正抬起头来看我——你会说是伸长了脖子——阳光照在她脸上。我可以看到她有多么老。我记得当时在想，‘见鬼，如果我不能停住的话，她会像玻璃一样粉碎的。’但是年纪大的人通常比较结实。他们让你惊奇。我是说，看看事情的结果，这两个老女人还活着，但是你的妻子……”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他的脸颊猛地泛出亮红色，像一个裤子拉链没拉好而在校园里被女孩子们嘲笑的男孩。真有趣，但是如果我笑出来的话，只会把他弄糊涂的。

“对不起，诺南先生，我没管住我的嘴。”

“没关系，”我对他说，“无论如何，我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候。”这是一个谎言，但让我们的谈话回到了轨道上。

“总之，”他说，“我们撞到一起了。很大的一声巨响，驾驶员这侧的门凹进去的时候发出嘎嘎的响声。玻璃也打碎了。我狠狠地撞在方向盘上，有一个多星期我一呼吸就疼，并且我这里有一大块淤血。”他在紧靠锁骨下方的胸膛上比划了一个弧形。“我的头重重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把玻璃都撞碎了，但我头上只有一个红肿的小包……没有流血，甚至没有头痛。我老婆说我天生长个硬脑壳。我看到开丰田的这个女人，依斯特琳太太，被甩得趴在前排座椅间的储物柜上。最后我们都停住了，在大街中央乱成一团，我下车去查看她们俩伤得怎么样。我告诉你啊，我本以为会发现她们都死掉了。”

她们中没有一个死掉，她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不省人事，虽然依斯特琳太太撞断了三根肋骨并且骨盆错位。迪奥塞太太离开撞击处有一个座位的距离，当她的头碰在车窗上的时候，大脑受到了震荡。这就是全部；她“在家庭医院得到治疗并出院”，《德里新闻》总是这样报道这些事情的。

我的妻子，从前的马萨诸塞州马尔顿市的乔安娜·阿伦，从她站在药店外面的地方看见了这一切，她的皮包甩在肩后，一只手拎着处方袋。像弗雷克一样，她也一定认为丰田车里的乘客或者死了或者伤得很重。撞击的声音低沉而震撼，像沿着球道滚动的保龄球一样在炎热的中午的空气中滚过。玻璃破碎的声音像锯齿一样锋利。这两辆车子在杰克逊大街的中央猛烈地纠缠在一起，肮脏地橙色卡车像专横的家长威吓畏缩的孩子一样压在浅蓝色进口车的头上。

乔安娜开始穿过停车场向大街跑去，其他人也在她周围一起跑过去看。其中一位，吉尔·丹巴雷小姐，事故发生时正在浏览“无线小屋”的橱窗。她说她记得自己跑过了乔安娜——至少她非常确定她记得有人穿着黄色的宽松裤——但她不能确定。那时候，依斯特琳太太正在尖叫她受伤了，她们翥受伤了，有没有人来帮帮她和她的朋友艾琳。

跑过停车场的一半，在一排售报机附近，我的妻子倒下了。她的皮包的背带还挂在肩头，但她的处方袋从手里滑落了，鼻腔吸入剂也滑出了一半。其它东西还在口袋里。

第1章（中）

没有人注意到她躺在售报机旁边，每个人都在关注撞在一起的车子、尖叫的女人和不断扩散的一摊从公用事业卡车破碎的水箱里流出来的水和防冻剂。（“那是汽油！”快速冲印店的员工对愿意听他话的人喊。“那是汽油，伙计们，当心不要爆炸。”）我猜想一两个想做援救者的人可能已经跳到她身边，也许认为她昏倒了。在温度要冲高到华氏九十五度的天气里，假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