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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百五十？三百？数量上会有问题吗？”

“问题？有什么问题？毫无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

他把我带到仓库后面遮住窗户的保险库。一扇钢门上链条呀锁呀插销呀各就其位。他掏出一串钥匙，至少用上五把不同的钥匙才打开了钢门的锁。他拉了一下悬在半空一个灯泡的链绳，保险库被照亮了。这里有小型的体育馆那么大，而且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俯视街面的窗户都关死了，并遮得严严实实。在老式木制货架—人们称之为“欧式货架”上，堆放着群山一般的纸张。各种类型的纸张，其中大多数是Arches型、Rives型和Jap·n型。我知道Arches型是法国制造的纸张，它呈温和的白色，具有平滑的表面，上面还有隐形的点状图案，非常适合于复制艺术品。跟Arches型一样，Rives型也是法国制造的，这种绒面纸张含100％的棉，最适合用于平版印刷乃至炭笔素描；每张纸上都有厂家水印凹凸标准印章。Jap·n型（法文的“日本”），是一种薄薄的、半透明、缎子结构的宣纸。据说这种纸能在一百年间崭新如初。质量上乘，至少纸张是上等货。

达利的骗局　二（3）

“它们在那儿呢。我的达利作品，”哈蒙说，“有30万件。足够满足你了吧？”

“它，它们是什么？”

“印刷品，”哈蒙说，“是用老式机器印制的艺术印刷品，上面都有亲笔签名。

每一版限印900张，其中20张有艺术家的证明书。尽管从理论上说你可以无休止地印制这样的东西，但印版已经磨损了—　坏掉了，因此画面不能再印了。虽说它们是批量印制的—要知道印刷品在19世纪就如同今天的录像带，但每个画面都忠实于原作，都是与如今挂在一流博物馆的达利真迹很接近的复制品。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美术画廊以每幅4000美元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美国的内外科大夫和牙医。想一想吧。”

我拿出放大镜，近距离仔细察看这个用纸张堆起来的喜马拉雅山。

它们不是原作，无法乱真。这些所谓的印刷品并不像旧时代绘制在石灰岩上和手工复制在印版上的那种东西。它们实在是工业化、商业性的彩色印刷品，很一般的四色复制品。这种东西可以印上几百万张。

对于艺术品购买者，在仿真印刷品和四色复制品之间并非仅仅存在词义学上的区别。前者也许具有实在的价值。暂且不论艺术家的才华如何，反正后者总是没什么价值可言的。我并不擅长数学，但也很快作了一次计算。“30万张印刷品乘以每张的价格4000美元。整笔生意的总额超过10亿美元！”我说着挠了挠头。这是一笔令人头晕目眩的钱数。

“不错，现在多拿出点现款给我看看吧。”哈蒙平静地说。

“我就不能去买假冒的达利印刷品？”

“假冒的达利印刷品？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的。每一件达利印刷品都有我亲笔签署的鉴定证明，还有达利的业务经理穆尔上尉的签名或者达利本人的签名。有了这样的鉴定证明，连最水的达利印刷品也能成为达利的真迹。”

“我要200件。”

“只要200件？”哈蒙显得很失望，“像个男人吧，要2000件吧。”　他说。

我叹了口气，“那么，好吧。”

“干得好，”哈蒙说，“你知道你来对了地方。我是欧洲唯一正式的达利印刷品经纪人，代表我的公司—文艺和技术公司。我获得了　50多幅达利最具超现实主义特征画面的全球复制权。我的同事是达利的密友。他自己与达利连署我所有的生意合同。他不仅是达利的密友，还碰巧是加拉的情人。你知道加拉是达利的妻子吗？作为达利正式承认的经纪人，就那些限量版而言，我把自己看做是达利在全球的代理人。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甚至达利的祖国西班牙的艺术商人，凡想要达利亲笔签名的印刷真品，都得来敲我的门。难道这生意还不够大吗？”

我转动着眼珠。“达利现在已经70岁了，”我说，“等他老得不能再在你的印刷品上签名了，那事情又会怎样呢？”

哈蒙耸耸肩。“没关系的，”他说，“我跟达利的合同规定他可以用带有他拇指印的印章来作真迹鉴定，这个印章复制在每幅印刷品的右下角底端。按照这些合同，这个拇指印章等同于他的签名。你知道，我必须脑筋活络地在艺术品买卖中生存下去。几年前，我只卖冰箱和洗衣机。现在我也卖达利作品。你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