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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希望为您的……政府工作，为……您工作。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有很多人情债要还。

〃理查德爵士说，〃有一长串的人等着我报恩…一长串，斯莫尔伍德，非常长。

〃治安官通常两人一队作环岛旅行，随行的那位是法警或者保卫。

他审理一些微不足道、无须让上级法院费心的案子。

我曾见过他们在渔轮码头执行公务，拿大木箱做法官的座位，用沙滩岩石压住文件，免得它们被风吹跑。

我可以预见，自己从圣约翰斯出发，一站一站过着流放般的生活。

我可以想象得到，在今后的岁月里，我漂泊在纽芬兰外独立的小港上，起诉那些受贫穷和无聊驱使犯下小罪的人们，判他们入狱或罚他们的款，与那些将来某一天我可能需要其选票的人终身为敌。

这样的生活就仿佛是在极其简陋的法院度过一样，有的只是更加糟糕，更加狭小，没半点噱头，也没法庭。

我简直成了现代的渔民将军。

我心里明白，斯夸尔斯想让我从他视线中彻底消失，免得时不时看见我而尴尬。

我知道这一点，但也告诉自己，不要因此憎恨他。

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

政客们总是处处为自己着想。

不管怎样我总要让他知道，他赐这样一个官衔给我我并不买账。

同样我设想，像所有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人总要经历被那些借他们之力获得当选的政客们所剥削利用的阶段。

我写信感谢他，并谢绝了他的提议，告诉他我将重拾旧爱…替报刊撰稿。

他在回信中简洁地祝我安好。

很长一段时间，一切风平浪静。

后来我知道普劳斯成为了理查德爵士的行政助理，我发誓今生今世不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讲话。

18　六位明察秋毫的新教徒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

尽管有科克伦费了好大劲才找出来的反对理由，但地方议会还是于1832年6月7日成立了。

在第一次选举中，15个席位中有10席由新教保守派获得，5席由天主教自由派获得。

总督亨利·普雷斯科特爵士注意到了这个明显的不公正现象，于是建议采取措施减少天主教徒的数量。

在众多建议中，他提出只允许每年拥有价值10英镑或以上财产的人才能投票。

但他的建议被殖民地政府否决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第二次选举之后，天主教徒的席位与新教徒的席位之比成了9比6。

对于纽芬兰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也因为总督普雷斯科特的远见，这里还有一个非选举的、总督任命的类似参议院的自治委员会，由6位明察秋毫的新教徒反对派组成，拥有绝对的否决权。

这个委员会把议会送来的全部提案统统退回，使政府的职能陷于停顿。

对这6位的恩情，我们真是无以回报，他们孤独地抵御着纽芬兰众多的敌人，唯一的支持者只有总督、殖民地政府、枢密院、英国议会和英国国王。

要不是因为他们，济贫提案将在19世纪30年代得以通过，这一法案就连贫民们自己也反对，商人们也代表他们上街举行了抗议游行。

菲尔丁的父亲（1）

我去了科纳布鲁克（从那里寄钱给圣约翰斯的家），为当地一份报纸工作。

日复一日，心中痛楚渐渐消退，常识又占了上风。

正如我先前总结，自由主义是我仕途腾达的唯一路径，我必须埋藏自己的骄傲，尽力博取理查德爵士的欢心。

我开始与他在圣约翰斯的机构联系，甚至不时写建议信给他本人。

这些信一向都有去无回。

但是，1930年他从圣约翰斯写信给我，让我立即去见他。

我坐上火车，穿越整个岛屿直奔他家。

到他家时，坎特韦尔给了我一小笔钱，让我去新高尔街上的布朗斯达尔旅馆藏身，等待通知。

我知道，理查德爵士很快要在路易斯港召集一次补缺选举。

我期待他能看在上次没好好报答我而心中有愧的分上，这次能给我自由党提名。

我在布朗斯达尔旅馆里痛苦踯躅了三个礼拜，以为理查德爵士早已将我忘却。

最后，终于接到他的电话。

他还没说话，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