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第1/4 页)

“子珍！子珍！”毛泽东拉着她的手叫着，贺子珍没有回应。刚才她的叫声不过是过度疼痛引起的反应，并不是真的醒转来了。毛泽东轻轻地咬着嘴唇，额头上已经渗出几粒细小的汗珠。

董必武望望毛泽东，又望望众人，说：“润之，我看你还是回去歇歇吧！这里一切由我们负责好了。我想，只要把弹片取出来，情况就会好转的。”

李治把夹出的弹片呛啷一声扔到搪瓷盘里，笑着说：“毛主席放心吧，都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毛泽东又深深地望了他的爱妻贺子珍一眼，才退出门外。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据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生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他最听不得穷苦人的哭诉，每每流下眼泪；一是跟他的警卫员、通讯员牺牲时，他止不住流了眼泪；再就是今晚为爱妻的生死未卜流下的眼泪了。但是因为夜色的掩护，随行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董必武、侯政等一直送他到村头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毛泽东平日雍容大度，潇洒自若，他不大发脾气，也不常激动，但是发起脾气，激动起来，有时也很厉害。他平时更象一湾宽阔的、幽深的江水，有时也会象大海的狂涛。他有哲学家的冷静，也有诗人的热烈。今天，他见到自己年轻的妻子，在那样难堪的生育之后，又连遭大难，心里的绞痛，真是难以形容，而对敌人的仇恨，却象烈火一般蒸腾起来。他在上马前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十分激动地说：“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红军北进！”

伴随这句话，他打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

说过，他立刻翻身上马。傅连暲和警卫员也纷纷跨上马去。顷刻间，大道上就响起一片马蹄声。这马蹄声今晚听去是这样激越，不同寻常。它几乎使董必武和侯政的心都颤动起来。然而不一刻就渐渐远了。

第二天早晨，担架班长丁良祥接到了一个条子：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今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好几处花，不能走路。

毛泽东即日丁良祥，江西人，是南方人中少见的大个子，体魄魁伟，和毛泽东的个子不相上下。他接到这个条子犹豫了。因为毛泽东从江西出发，就以病弱之身踏上征途，加上一贯夜间工作，早晨难以乘马，这样就给他配了一副担架。如果离开怎么行呢？想到这里，他就来找毛泽东。

“毛主席，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骑马嘛！”

“你夜间不睡，骑在马上又爱看书，还不摔下来？”

“我不看书也就是了。”

丁良祥眨巴眨巴眼，迟迟疑疑地说：“休养连也有担架嘛！”

“老丁呀，”毛泽东拍拍他厚实的肩头，“你不知道，后方困难哪！你去了，她那副担架就可以腾给别人了。”

丁良祥点点头，不言语了。临走又说：“好，那你骑马可要注意一点！”

说过，跨出门外。

“老丁，你等一等。”毛泽东提着一个小包追出来，“这里有十几个鸡蛋，你带给她吧。”

丁良祥接过小包，笑了一笑，走出大门去了。

（三十四）

“这云南地界，到底不一样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把担架上的贺子珍惊醒了。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觉得阳光耀眼，有点不适应的样子。继而睁开眼，望了望那碧蓝碧蓝的天空和周围的景物，才觉得确实不一样了。在贵州几乎每天都是雾沼沼，湿漉漉的，有时整整一天，都象是在云中行进。这里是多么澄明的天气呀！尽管周围还是山，是永远也走不完的山，但毕竟开阔些了，山谷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村庄多半靠着山坡和山根，似乎比贵州大一些，瓦房也多一些。有些房子修得瘦而高，乍一看象楼屋似的。尤其不同的，是土的颜色变了，放眼看去，都是红壤，它和故乡江西是多么相似呵！

贺子珍在负伤后的两三天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由于失血过多，全身无力，她象永远也睡不够似的。这几天好了一些，渐渐清醒过来了。也正因此，她觉得伤口疼痛难禁，比前几天更要难熬。她的思维活动也越发纷繁，就象飞渡的乱云。

在更多的时间里，她还是在想两个多月前生的那个孩子。孩子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是否还活着？那个不知姓氏的苗家究竟会怎样待他？这都是些永远难以得到答案的事。而且当她想到这孩子的时候，往往和留在瑞金的小毛毛叠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