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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里。创造社同鲁迅、郁达夫关系都很糟，因此谁都不肯带我去见他们。

不久我见到了郁达夫。去了他那里。郁达夫很健谈，喝酒，出自己的全集。我孤陋寡闻，不解其争论与感情的原委，总之同郁达夫是老朋友，不时见面。

在郁达夫的周旋下，我译了辛克莱的《密探》，聊以谋生。

那日，郁达夫带我去了鲁迅寓所。我心想，同鲁迅见面免不了要被年轻人说三道四吧。郁达夫夸夸其谈，鲁迅一味地吸着烟，我一声不响地听。

创造社关闭。郑伯奇创建艺术社，决定上演《西线无战事》。我去农村写了剧本。

尾崎氏尾崎秀实。紧接其后的白川次郎这个名字，是尾崎的笔名。——译注向我引见了山上氏，他与白川次郎等共同出版了两部书。我搞了木偶剧。

郁达夫将自己的《大众文艺》推给了我，我改变了其方向。那一时期，鲁迅出了《奔流》，丁玲来了上海。

《西线无战事》获得了成功。可是，演出的最后一天，史沫特莱女士点了镁光，观众们将那光和声响听成了炸弹，全部奔了出去。我在尾崎氏家中讨扰了三天，给夫人添了很多麻烦史沫特莱拍照时燃起的镁光被误认为是炸弹而引起骚乱，结果引来警察介入。作者遂逃往尾崎秀实家中避难。详见附录伊藤虎丸《战后五十年与〈给日本的遗书〉》一文。——编注。

不久，同鲁迅的关系急剧升温，“左联”成立了。紧接着，我去了乡下。在忙完了一天庄稼活的农家院里，边以团扇赶着蚊子，边同百姓们聊这聊那。我一边接受医疗方面的问询，一边调查他们的家庭情况。

一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故而有一种漫长之感。我记得这是1929年的春天到转年夏天的事。

黄言集（1）

一。见礼

曾给日本人长篇大论的见面词搞得筋疲力尽过。既是风俗，习惯了也便无所谓苦。现在，我也要在此作一番见礼。跟诸位交代一下，我在这本杂志上撰写身边杂事的狂妄之举，也是承蒙了草野氏的友情。

虽我着陆日本已过了一年，却还在不紧不慢地做着见面问候，心里核计着、口上念叨着“待慢慢安顿下来再说”。如今一年已过，尚有很多未去见礼的地方。一年过后给我开欢迎会的也是草野氏。我恰似破壳而出的鸡雏拍动着翅膀蹒跚学步那会儿一样，鸡雏一边想着：“啊，多美好的世界啊！”一边扇动翅膀，根本意识不到黄鼠狼的存在，眼睛里只有珍珠样的米粒。我不会写诗，请允许我在诗的后面写一点散文，就像米粒旁边的鸡粪。

二。固执

记者希望我讲一讲日本，写一写本国，可是内容是他们早就计划好了的。如果不够，就会要求你写点更加辛辣的，不管你是不是犯难。他们只顾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小说家写东西免不了编故事，记者便把它放入报告文学栏，不然难以引人注目。新闻杂志就像一个划分好了的盘子，将午餐份饭置于其中，甜的、辣的凑成一盘，让作家去烹制相应的菜肴；如果不同意，就会软磨硬泡。据说，曾有人写道“皇国基础进一步稳固之2600年纪念”。对此特高裁判长说：“这不是强烈的讽刺嘛。”这样的性格十分率直，较乖戾者容易打交道。

三。进贡归朝

置老人于要位未尝不可，但若以责任重大之事托之，则甚是勉为其难，对国民而言则是遭殃。

郑孝胥回到了新京郊外、哈达飞机场。

迎接的人们集聚机场。友军宪兵对前来迎接者周身上下检查一番，甚而至于将手伸到内衣之内，照相机则要拆了里外查看。

不久机队来了。由十六架友军战斗机护卫，轰鸣声震得地面山响。微笑、善意、大方、盛装、官员、将校、税吏、新闻记者，无不和颜悦色。

在备好的围着白布的桌前，到处可见香槟、笑面老人、鹤发童颜、鞠躬作揖。

郑孝胥刚同友军缔结了攻守同盟而返。他虽已年老体衰，常识还是有的。对于汉人忠诚于满洲皇帝的荒唐，前来侵略的友邦，当然并非无所知晓。然而，奈何他的地位在那儿，使他身不由己。

郑孝胥乘上最高级的汽车扬长而去。再看剩下的出迎者，已经寥寥无几。友邦的士兵、警察、将校、记者也都悄然散去。

他直奔皇宫请安。在皇帝面前再一次举起香槟，在那里同样也少不了将校、官员、宪兵。

手续履行完毕。郑孝胥在迫不及待地等他过目的高官委任书上一一签字。签完字他犯困了。按照多年的习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