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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候命的小官吏们装满一船运到南京来，财阀们则立刻着手敛财聚宝。那之前，孙文在北京无奈地在遗嘱中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字句。郭先生这一时期针砭政府的文章很有名。我在东京看到了。我那时还在东京的研究室。

我回国时已是1930年，创造社关闭，好的理论家已去。鲁迅虽坚持办着自己主编的《奔流》，却戛然止住了与《创造》的论战，待“左联”一出现便调头成了其统帅。郁达夫当时在编辑《大众文艺》，我回来便甩给了我，不久也关闭了。

这一时期胡也频他们惨遭杀害。丁玲办了几期《北斗》，后来又有《文艺新闻》等问世，最终只有鲁迅留在上海。

这一时期，在江西省举办了大规模的延安之旅活动。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学活动则陷入了停滞状态。在这个空当，良友等书店汇集了左倾之前的新文学成绩，由于作家大多不在上海，不必付版税，从而完成了“新文学大系”这一遗产整理事业。

没过多久，开始有书店出版消遣性杂志。林语堂的《人间世》、《论语》等开始面世，还载有一些小品文。林语堂先生以美国人喜闻乐见的书写方式传播中国文化。为此他罗列了自己所知道的中国典故，为与对方格格不入的风俗进行辩护。竹内氏所说的尝了他所做的“美国口味中国菜”，令人作呕，指的便是这个。这种风格也为国人所厌弃。看来，作家由于久居外国便迎合该国口味去写作一事须三思而行。

在白色恐怖下，鲁迅辞世而去。转年，由卢沟桥揭开了日本正式入侵的序幕。随即便是抗战。知识分子大多去往了重庆等地。

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再多写了，幸好以这一抗战时期为题材的作品已由诸位先生陆续译了出来，它们是：

黄谷柳的《虾球传》（岛田氏等译）

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岛田氏译）

李广田的《引力》（冈崎氏译）

老舍的《四世同堂》（铃木氏等译）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冈崎氏译）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坂井氏译）

草明的《原动力》（三好氏译）

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岛田氏等译）

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饭塚氏译）

林语堂的《暴风雨中的树叶》（竹内氏译）

周而复的《八路军》（春日氏译）

可能会有二三遗漏。据说鹿地亘氏译了《暴风骤雨》，斋藤氏写过几篇陶行知的事迹。

将如此众多的材料通通变成译本，诸位先生的热忱令人感佩。通过这些文献，足以看出抗战期间的文学进展情况。丁玲以及赵树理对人民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也见于其中。

抗战结束，几年之后成立了人民政府。当然，人民的文学并非在一日之间取得了成功。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中，孙文将整个民族浓缩于接力棒之中交了出去，那么在历时三十八年之后，当年那个接力棒变成了一个鲜艳的五彩之棒，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上。今后会出现何等作品，我们唯有拭目以待。

这三十八年又似乎相当漫长。革命屡次受挫，尽管每每都有预见，却又无法阻止这种打击。文艺与政局并行，但与日本不同，多数都是冲锋在前。究其原因，即在于文人之文弱。郁达夫写日记而没有尝试革命文学的创作，然而却丢了身家性命。误入歧途而与侵略者往来者有之，因身为文学家看破红尘而弃笔者有之。然而，他们中无人不相信中国革命的成功。

清末的文学大可以自成一章。新文学，从辛亥革命之初起于北京的五四新文学倡导，紧接其后的鲁迅等人的作品，接下来的革命文学的提倡，无不是理论与创作交互进行；经过后来的延安转移及停滞与抗战，现如今，随着识字的普及，不出几年可能就会实现向人民文学的转化。这就是说，文学接力棒历时三十八年，终于完成了由清末文人向人民的交接。

倘若篇幅允许，我真想对这三十八年革命期间的作家、作品逐一做一番考察，考察一下作家的成长、其不足之处。考察一下作品的产出、读者的情况，特别是其与日本文学界的迥异之处，无论如何不能为日本人理解之处。而这只能待像林语堂先生那样用美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解中国的天才诞生，要么就是日本人再主动一些来认识中国。

原载日本《文学界》杂志1952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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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我到了上海，除了创造社别无所知，只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