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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一简易的渡口。而要将数千吨的机器运过黄河，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便于渡河，西北制造厂总办张书田和职工历尽艰难，建成了临时码头，并在附近各处扣留民船30余只，专运机器、材料，成千职工在黄河两岸，苦战数月，到同年冬，方搬运过河。然后，根据张书田同陕西省出席蒋鼎文商定的条件——代为修配枪械，在沿陇海线择地设厂。首先勘查好陕西兴平县城隍庙为厂址，首批机器、材料即辗转运抵兴平。张书田即令制造厂总厂各处办公人员和南下工人，一律到兴平报到。兴平厂由胡启陈负责督工安装。因所运到之机器不多，人员未齐，便先收购废铁，制造手榴弹，并接受第二战区和中央军、陕西地方军的枪械修配任务。这是西北实业公司搬迁后，首先开工的工厂。

不久，山炮厂在宝鸡虢镇恢复生产。总厂也于年底在虢镇正式办公。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下，不便于集中生产，只得化整为零，步步设厂。先后在陕西褒城、城固及四川广元等地设分厂。

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航标及协理彭士弘，率少数职员携带账薄、文卷及部分产品于1938年撤至成都。至此，该公司的搬迁遂告一段落。

1938年春，战事相对缓和后，阎锡山得以考虑经济问题，首先在秋林设立了“太原绥靖公署第一室”，由王尊光任主任，专门管理前后方公营企业和经济部门，并在陕西和晋西新设一些商业部门。接着又成立“第二战区经济建设委员会”，阎锡山自兼会长，徐珙为秘书长，招聘技术人员，在陕西的宜川、耀县、泾阳一带筹设小型手工业工厂，生产军需、民用产品，以图就地自给。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1939年春，阎锡山开始谋划重振西北实业公司。他电召原西北实业公司技术人员由成都回宜川筹办小型工厂，公司协理彭士弘应召率领部分人员回到宜川。鉴于原西北实业公司除西北制造厂尚保留部分生产能力外，其他属于轻工生产的各厂，仅有部分职工，机器设备几乎阙无。如果仍沿用西北实业公司的名称，显然不恰当。经过磋商将原公司更名为“新记西北实业公司”。阎锡山仍自兼公司总经理。因原经理梁航标不愿出职，阎锡山遂委彭士弘为经理、曲宪治为协理。同时，聘请陈毅德、路济川、梁海峤、何子东、赵北海、羡心齐、任子清、任季中、郝宜卿等一批技术专家，筹划新记西北实业公司的建设事宜。对于原公司的有关债权、债务等问题，责成原经理梁航标在成都负责清理。

二、殚精自固（6）

经筹备，“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于1939年7月1日正式复业，开设机器、棉织、毛织三厂，总部先设在宜川县之官亭镇，1940年2月转迁泾阳县鲁桥镇。不久，公司所属之机器厂、纺织厂、毛织厂相继建立投产。但是，有限的产品远远满足不了战时的需求。

阎锡山为进一步满足辖区生活必需品以及军需品的需要，又决定建立纺纱、火柴、火药、钢铁等工厂。为此，“新记西北实业公司”先后又设立了秋林火柴厂、官庄复兴纱厂、隰县火柴厂、隰县化学厂、孝义钢铁研究所、化学研究所（陕西三原县）。此外，公司还下设西安办事处、随部（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前方办事处。

这样，抗战胜利前，“新记西北实业公司”除公司本部外，已发展为7厂2所3处（办事处），共计13个单位，职员786人，工人2700余人。　这同抗战爆发前的西北实业公司是无法比拟的，那时公司拥有33个工矿企业，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而新公司工人人数仅是原来的，　1943年的利润仅为原公司1937年上半年纯益的。

尽管如此，“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坚持抗战还是作出些贡献的。它与原西北实业公司相比，创设目的不同：如果说原公司是以“救亡图存（阎锡山语）”而创立，目的在于进一步充实其经济基础，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而新公司则是为了“克难求存”而组建，目的在于克服因日军对阎统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

抗战胜利后，“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所属各厂，有的移交国民政府，有的赠给当地政府，有的迁移他地，仅有部分设备及工人返回太原，归属于接收后的西北实业公司。

增发晋钞

抗战前山西的主要金融机构有：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和晋北盐业银号，简称“四银行号”。

太原失守前夕，“四行银号”遵行阎锡山的指令遣散大批人员，仅留部分职员携带资金等，南迁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