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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乞丐”。他们全是靠的人们的一份同情心，一旦真相大白会不会令其失去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当然，从社会政策角度来说，占才强和他的同事使出的是一记单打独斗、死缠烂打、追根盘巢的怪招——远远逸出了政府部门、社会单位、新闻媒体依法综合治理的明门正道。

但出怪招，是为了求正果。

这就像武侠小说中的某某饱学之儒，为铲除豪强、惩治邪恶，依靠常规手段屡屡碰壁，一气之下走江湖，终练得怪招杀手，果然一击而中，匡扶正义，大业成也。

这就像西天路上，“僧是愚氓犹可训”，靠唐僧的温文尔雅什么也干不成，倒是孙猴儿耍起桀傲不驯的劲头，时而冲天入海，时而钻到妖怪的肚子里去，七斗八斗，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终于取得真经归也。

潜入社会底层滚一身污泥浊水无愧无悔，解剖社会症结下一番顶天功夫有心有得——真诚希望占才强和同事们以此篇纪实文集作为生活中的新起点，在“文以济世”“文以载道”方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2003年3月

2、致读者一

2002年行将结束的一段日子，武汉有两个记者辞掉自己热爱的工作，乔装打扮混入乞丐堆儿，过了40多天的“乞丐瘾”。这两个人就是高汉明和我。

辞工前，我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副刊主编、记者，高汉明是《人才信息周刊》的一名编辑记者。至于为什么要“沦为”乞丐，还非要辞去工作丢掉饭碗不可，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高汉明在致读者（二）都有比较明确的交待。我在这里补充一句：正是出于对记者职业一种神圣的热爱，我们才战胜要面对失业、面临亲人非议等多方面的顾虑，完成了这项令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的行为体验。严格地说，在40多天与流浪者、乞丐们为伍的日子里，我们已不再持有记者的社会身份，但内心里一种意念告诉我们：我们比过去的任何时刻更像个记者。我们不仅为“被采访对象”打动和震撼着，也常常被自己深深感动着。这也证明了我们最初选择的正确性：如果拿记者身份去介入他们的生活，是几乎不可能完成这本书里的许多写作的。

40多个风餐露宿的日子，我们转遍武汉三镇，尽所能去寻找、接触寄居在这个城市里的流浪汉和乞丐们。他们的数量超乎我们最初的想象，用“一个庞大的散存的部落”来形容不为过。在民政、公安及有关职能部门那里，我们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为他们所统计的具体或大概的数据，但从我们接触来看，仅武汉城区，保守的数字也有几万人。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群体。他们许多是从外地农村漂泊到城里，没有城市背景，没有技术、资金，仅有着对城市的景仰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靠着无可奈何的捡、要等手段，让自己留存在城市的土地上，宁愿过一种最简单最没有尊严的生活。他们中也有为数众多的残疾人，以及一些孤苦无助的老人。他们伏蜥街头，靠着人们的同情和施舍打发每天的日子。对这部分流浪者和乞丐而言，他们需要一种关注和一些关怀。尽管乞丐群体属于旧现象、老话题，其存在有着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众多原因，其现象甚至具有永远性，但作为一个国家的子民，作为和光同尘下的一种人类，他们的生存状态应该被了解，得到应有的关注。这是社会的责任，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进他们的原因之一。

乞丐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存留到今天的年代，在特殊的城市背景下，也在发生着诸多微妙的变化。在40多天来的乞丐体验中，我们亲眼目睹了许多新型的假乞丐、职业乞丐，甚至是乞丐集团。像近一两年来全国各地均有报道的假大学生乞丐，像最近在许多城市大规模出现的公交车讨钱歌手，像磕头磕出家乡楼房，白天街头跪、晚上美酒醉的职业乞丐，像收编流浪汉、残疾儿进行有组织乞讨的乞丐集团，这些都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形形色色的乞丐社会，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们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个群体的进入式解剖，把所见所闻的一些真相告诉大家。当然，对那些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造假”的乞丐，对那些被别人利用充当他人赚钱工具的乞丐，我们揭露的目的不是让人们投之以责难，而是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知道如何识别并做出自己的审视。但是，对那些具有犯罪性质、对社会对他人构成危害的乞丐个人和团伙，我们则希望通过本书的写作，引起有关部门警觉和重视。

在进入乞丐群体之前，我们和许多的平常人一样，对他们怀有一种深深的怜悯之心，甚至把非人、灾难一类的想法加乎其身。但